章诗依/文
牟宜之传记《国士》近日出版，作者是清秋子卢作孚先生的外孙。关山阻隔，未能第一时间买来一读。不过，恰好人民出版社2009版的《牟宜之诗》带在了身边，于是信手翻阅、重温。
牟宜之身世传奇、坎坷，他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夫。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牟宜之即参加共青团，后来在担任国民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同年赴延安，经周恩来介绍，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此次晤谈，令牟宜之意气风发，随后写赋诗云：金风送爽岁云秋，万里征程此淹留。惠我高谊何所报，归来奉上敌寇头。表达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
也在1939年，牟宜之与邓小平一起由延安赴八路军太行总部，并把在乐陵县长任内没收的汉奸资产数万大洋全部交给刘邓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解决了该师当年的冬衣困难。后经延安、太行山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他还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要工作；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6年奉调任中共东北野战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
1949年后，牟宜之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牟宜之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
李锐先生在《牟宜之诗》的前言中说，牟宜之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
让牟宜之受难的思考，包括提出统购统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反对个人崇拜；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然而，反右运动中，反对乱扣帽子的牟宜之，却多顶大帽临头：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不一而足，遂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1966年，牟宜之被发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远郊昂昂溪“劳动改造”。
牟宜之个性狂傲，特立独行，不被打成“右派”反倒不正常了。“一生傲岸一生贫”是其夫子自道，所以虽然被远谪边地，但一时忧愤之后，求仁得仁的从容、认命也就占了上风，笔下流出的诗句常常洋溢着慷慨激越、乐天达观之气。 “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之类的诗句俯拾即是。牟宜之一生育有八子三女，蔚为大观，这一事实，成了苦难中的一点安慰。
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是丁惟汾的女婿，也能诗，毛泽东称其“脑后有反骨”，并很欣赏其词作。黄万里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牟宜之与这个右派亲戚多有唱和之作。从二人的经历考察，牟宜之投身革命，多有贡献，而一朝见弃，功成身败，不免失意、怨望，而黄万里在民国政府时期一直以水利专业立身，未曾卷入政治，在新政权下以教书为业，即使做了右派，失意、不平之气要比牟宜之轻得多。在彼此的唱和中，黄万里对牟宜之既有“功成严谴日”的同情，也有“乡里小儿项领挺，死生同志礼情违”的慨叹，同时也有“不应狂自圣，傲岸笑公侯”的规劝。
1973年，也即去世前两年，牟宜之作长调一百零八韵赠黄万里，这是一首悲歌慷慨、足显襟抱之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催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恩疏媒劳志多乖，东风不与周郎便。……衮衮诸公省台客，斗宵之人何足算。……漫天匝地混沌中，如掌大雪飞如片。归卧小楼一灯红，何解苍生脱苦难……”这首长调，可谓牟宜之一生的精神写照。
革命后的苍生苦难，让革命的神圣油彩脱落，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最感幻灭。其实，所谓理想主义者，并不需要多么高蹈、超迈的思想，所要的，只是正常、健全的人的情感，是人溺己溺的感受能力，是基本的诚实。而一场异化的革命，泯灭的正是这些正常的简单的东西。
牟宜之的悲剧，就在于不肯放弃这些简单的品质。1970年秋天，牟宜之在《重阳之四》中写道：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此时的他已过花甲之年，但并未世故、衰颓，依然尖锐、无畏，哀民生之多艰，叹政治之诈伪。
九一三事变后，牟宜之写作的三首《咏史》，堪称勇气之作、华彩乐章。这场震古烁今、的大悲剧，以林彪与妻、子葬身大漠而画上句号。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被震惊得无以复加。很快，许多人迅速用诗歌表态、颂圣，一片奸臣罪该万死、吾皇神武英明之声。此时，牟宜之却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咏史之一：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闱秘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废立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咏史之二：董狐如椽巨笔狂，修志从容论断长。忠良奸佞详评判，真实谬误细思量。石烧三日见璞玉，材辩七年识栋梁。安得青史着一墨，也是华胄好儿郎。
咏史之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有叹惋，有追问，有审判，无疑，这是那个时代里最勇敢，最超越的声音。
相形之下，也是写“九一三”事件，另一位元老写作的《观坠机中尸影》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旨趣：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
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
其三：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瞒人耳目暂时得，蒙马虎皮露马蹄。
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鹏刘。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
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面对昔日革命元勋、战友未寒的尸骨，能落笔写出这样鞭尸的诗句，叫人不能不感叹革命政治的无情与冷酷。
牟宜之终身以诗为侣，即使在戎马倥偬时分也不废吟哦，不过多数诗作散佚，现存诗作两百余首。纵观这些诗作，尽管其个别篇章如《咏史三首》的思想高度攀上了特定时代独有的崖岸，但整体看来，其诗歌成就不能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古体诗人”，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的框架里看，也难许以这样评价。毕竟，一个时代的杰出诗人，要能在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上均有建树，以这样的标准看，记者、诗人高旅足以当之，其诗歌达到的思想深度要远超聂绀弩，诗艺也不落下风，更是牟宜之的诗所不能比肩的。
考察牟宜之现存的全部诗作，不难看出，其思想执著于忠奸、正邪、清浊这样的价值判断，感情则完全是古代逐臣的情感结构，表达的是小人得志、君子见斥的离骚情结。因此，将其比拟为顾准那样的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应该说不够准确。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已有人指出，从寻找思想资源的角度，牟宜之的价值有限。
然而，牟宜之其人、其诗仍自有其独特价值。牟宜之属于革命阵营中一个特殊的群落。在革命者的千军万马中，这个群落的人受到了相对完整的传统或现代教育，这给他们的人格、精神气质打上了难以根除的底色。正如《牟宜之诗》编者指出的那样，牟宜之是中国“士”文化传统熏陶、培养出来的结晶。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文化底蕴与精神传承，在牟宜之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这一群落的人在革命前与革命后的沉浮、命运，值得研究，而牟宜之堪称一个样本。
此外，其诗歌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中悲悯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并不因其源远流长而失去其价值，特别是在革命后的语境里，在“衮衮诸公省台客”身上这种气质日渐稀薄的情况下，尤其难能可贵。
1975年4月29日，牟宜之因当时的山东省领导人拒绝接受他回家乡度晚年，在济南忧愤致死。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平反昭雪。近四十年后，牟宜之传记出版，一代士人，终于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