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宇/文 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园区的方案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后，上海方面对此显得十分低调。因为在中央，这项涉及多个顶层设计的改革，还处于激烈的争论中。

李克强是此项改革坚定的拥护者。自今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李克强首站调研的目的地就选在了上海，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给上海建立自贸区予以积极的信号。此时，上海自贸区的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大半年，迟迟没有任何讯息。在李克强上海之行后，上海迅速二度递交方案。

不过，改革涉及的几大核心部门，几乎都站到了对立面。媒体报道称，在方案会审期间，银监会和证监会曾公开反对上海建立自贸区，财政部和保监部也持保留意见。在得知自贸区计划招致集体反对时，李克强在一次国务院闭门会议上，曾拍桌子发火。经过一番力排众议，才最终使计划被搬上议事日程。

这样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

几大核心部门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自贸区改革的目的是促进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涉及的问题必然是货币结算的便利化、税收政策的国际化、货物中转的简易化等几个方面，其中，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问题、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问题、税收政策的公平稳定问题、海关治外法权明晰化的问题，个个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不慎，都可能使改革面临困境，而有关汇率和贸易，亦将牵动国际市场，改革时机是否合适，也是争议的一大焦点。

当然，除了这些担忧以外，对于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来说，面对当前巨大的经济体量，改革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量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这项工作很可能吃力不讨好。

面对这些现实情况，李克强为何力排众议，甚至到“拍桌子发火”的地步？

从经济的角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著名发展战略管理专家李泊溪教授指出，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尽管对外通译为“自由贸易区”，却并不具备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所拥有的海关治外法权这一基本特征。

这些与国际游戏规则貌合神离的性质，在贸易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可能不容易被察觉，然而，上海一些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它正在制约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国建设的巨大瓶颈。

首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曾领导浦东最早开发开放的赵启正在2010年公开表示，浦东有很多可以思考的新的开发点，如外高桥保税区，此前没有达到自由贸易区的标准，这就是一个可以改革，或可以突然爆发的新功能。

不过，李克强推行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决心，应该不仅停留于经济领域，而是有着更深的政治深意。

目前从中央到上海，自始强调的一点是，上海自贸区是一项制度改革，而非优惠政策。对于习惯了以优惠政策激发经济增速的地方政府而言，“制度改革”一直是挂在嘴边偶尔哼哼的歌，很少有付诸行动之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改革，最显著的是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及随后的若干年中，或许2000年中国加入WTO也推行了一些方面的制度改革。

1984年举行的莫干山会议，是改革开放初期引领制度改革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包括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等一系列经济改革领域具有解放思想意义的举措，正是莫干山会议的成果。2012年，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几大元老级人物，聚结了一批中青年经济、政治领域的学者，重上莫干山，自发举行了第二次莫干山会议，就土地、司法等多个重要议题进行了闭门探讨。这些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熟谙各种体制演变的莫干山元老们，不辞辛劳重新聚首，在他们看来，当前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哪怕改革会动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哪怕改革可能会遭遇一些挫折，也是必须进行的。

也许这也正是像李克强这样的改革者所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似的情况是，目前，内部改革阻力重重，如果一时无法壮士扼腕，那就开辟新的改革战场，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培育新的改革受益者，以此来累积支持改革的力量。

因此，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改革者手中，如何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