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肖耿/文 三十多年来，中国以超过10%的GDP增长率快速发展。然而，在这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成绩背后，随之而来的是诸多经济、社会、环境成本和挑战，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准确的描述——“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在，中国必须做出选择：以出口投资为驱动的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秩序。

廉价信贷和错误的激励机制（例如提拔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官员等）引发大规模的重复投资，进而导致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产能过剩。这种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引导政府资源流向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无效投资。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已决定停止将GDP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实际上，将于2015年结束的“十二五”规划旨在实现中国经济向以质量和创新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新增长模式转型，并接受在转型期间GDP增长率降至7%的可能性。

时下大多关于增长模式的讨论都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理论。在索洛看来，GDP增长率由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不是因为投入量的变化、而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所导致的产出变化。

1978年以来，通过推进重大改革，中国已经实现了三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期（每阶段5-7年）。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将大批非技术工人释放到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工作， 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也因此增至3-4%。

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经济需要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并设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实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控制体制的过渡。这一次，部分因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成功实现专业知识的“追赶”，全要素生产率一举飙升至5-6%。

最后，在对国有企业和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后，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促使中国彻底融入全球供应链，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4%，并且一直延续到2007年。但是从那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近一半左右。

事实上，自五年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就已经持续显著放缓。截至2012年，人力资本对中国GDP的贡献降至几乎为零，而固定资本积累则占增长总额的约60%。大规模债务融资将中国信贷占GDP的比率提高到近200%，凸显出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不久前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就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实现平衡、可持续的GDP增长，中国领导人必须全面落实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长效制度改革措施。改革应着力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达到扩大需求的传统供应型增长模式，显然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

事实上，GDP增长放缓或许恰恰因为当前基本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符合国内实际需求。中国也因此面临短期产能过剩的问题。

能否改善GDP增长质量取决于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措施。政府必须强调自身的监管和执法职能，包括制定及监督标准，建立有效的产权基础设施及管理宏观经济环境，而不是直接拉动投资。与此同时，政府应提高教育、医疗及社保的质量，并尽可能抑制腐败和行政权力滥用。

总之，中国必须将重点从实现GDP增长目标转向营造促进创新与竞争的环境，从而允许市场制定价格并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政府进而转变为促进可持续经济秩序发展的中介力量， 以更少的干预换取更多的创新机会。

毋庸置疑，国有企业在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供应链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但国有银行的廉价信贷却激励国有企业积累过剩产能，导致经济系统性风险增加。要想纠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让相关低效企业退出市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中国领导人需要推行重大结构性改革来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好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正是这一陷阱导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需要用上述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改革红利，包括市场活力和整体经济稳定性增长，来抵消GDP增速放缓的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