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阿鲁吧》

                                                                   贺景滨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btr/文

在台湾文坛，贺景滨是个异类，也是传奇。早在1990年，贺景滨就凭《速度的故事》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当年的评审张大春 说，“《速度的故事》及其获奖的评审过程实则凸显了小说界对于形式自由的巨大渴望，即使它们无法唐突也不可能崩坏一个具有长久历史的小说传统。值得庆幸的 是：贺景滨只能运用此一极端的嘲谑来处决小说一次而已，在充分获得书写或想像的自由之后，叙述传统将获得再生的机会。”

十五年后，一个偶然 的机缘导致了《去年在阿鲁吧》的诞生。当时贺景滨带着孩子在路边吃面，在报纸上看见了“林荣三文学奖”小说征文的消息，于是便写了《去年在阿鲁吧》的第一 章拿去参赛，结果又一次获奖。虽然写作中途他罹患癌症，但他仍凭坚强的意志完成全书，并从癌症中康复过来。“《速度的故事》是向现代主义道别的作品，”贺 景滨说，“到了《去年在阿鲁吧》，则是想厘清自己身上那些后现代的东西。”

作为2013年上海书展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嘉宾，贺景滨来到了新 近开幕的“思南公馆文学之家”，与广大读者分享《去年在阿鲁吧》的创作过程及关于写作的种种思考。他自陈，写小说经常是为了探寻一个问题，而《去年在阿鲁 吧》试图用文学的思维来探讨科学，来理解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在“思南公馆文学之家”贵宾室里，贺景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问=经济观察报

答=贺景滨

问：小说里出现了很多三个英文字母构成的缩写词。你对众多人物和事物进行了定义或重命名，就好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答： 我发现国内外有这个趋势，中文叫“拼合字”，但因为英文与中文构成不同，无法写成一种“会意字”。在一个愈来愈复杂的社会里，缩写词越来越多，你在一本杂 志里就能找到很多。于是我想借用这个概念来达到一种“未来化”的效果，并藉此创造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个世界有自己的命名法则。

问：你的小说涉及了数学、哲学、量子物理学、生物学甚至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为什么要在小说里使用如此多的理论学说？

答： 在科学唯物主义横扫世界的时候，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放弃了和它对话的机会。有个宗教大师说，即使是宗教领袖，也需要去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曾 说，面对实证证据的威信，如果去拒绝它，就会丧失参与重要对谈的机会。所以，文学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放弃与之平起平坐的机会了。我在书中也写了：这个时 代如果不谈科学，就和在维多利亚时代不谈论性一样虚伪——因为那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东西，你用微波炉的时候，就已经在面对量子物理了。

问：说到“虚拟实境”，小说探讨了真与假，信与不信。而宗教常常也是某一种“信”。你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

答： 在我看来，信仰是基于恐惧产生的想像。没有恐惧，就不可能有宗教。在中国，古时人们说宗教就是“畏天”，敬畏或害怕某种东西。从起源看，在原始时代，人们 在丛林生活，看见远处有个黑影，就会害怕而离开；而常常是这种恐惧，让人活了下来。慢慢地，害怕某种你所不了解的东西，便成了信仰。在小说的虚拟世界里是 一样的，就看大脑会害怕吗？所以科学再怎样发达，都无法去除信仰，因为恐惧始终存在。

问：《去年在阿鲁吧》在叙事上很有意思：虽然一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到了两人互换身体那一章时，连“我”是谁也变得不再确定了。你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叙事视角？

答： 其实在人称的运用上，我自己也蛮自豪的。（笑）只用第一人称，就能写出不一样的“我”，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我还在想，在下一部作品里，要怎样打破人称这 个东西，因为叙事最主要的就是人称，你一下笔就需要决定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在我看来，第二人称只是第一或第三人称的变形。村上春树曾说，对他来说， 第一人称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宿命”。对于所有的小说家，人称都决定了基调和格局。

问：《去年在阿鲁吧》叙事的语气是非常放松的，甚至带有一些戏谑的意思；而小说本身却又是非常严肃的。你如何看待这种叙事的语气？

答： 首先，艺术是需要平衡的。当你想要写“冷”的时候，你需要“热”来平衡。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冷的故事，所以我想把它写得热情一点。如果一直冷到底，可能会 让人看不下去，变得孤僻，变得艰涩难懂。第二，好的文学通常都是“嘲讽”的——这也是小说最珍贵的地方。因为人都是会为下一步而作准备的，而小说的智慧常 常在下两步——即对下一步的颠覆、扭转、反转。我并不只是在讲科学，而是把科学拿来，用嘲讽来谈。所以我不是被科学牵着走，而是要用文学来和科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