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林/文 城市公共事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替罪羔羊——“临时工”，而事实本身，不一定就真的是职能部门出于保护自己而去牺牲编外人员。理性的来讲，应该要提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临时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临时工。有时看起来简单的事情，背后也有完整复杂的逻辑链条。

关于各级职能部门有多少临时工，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推测那也是一个相对庞大的群体。不仅在少数大城市由于城市系统过于臃肿带来的治理困难，不得不需要编制外的临时工，在很多经济较为活跃的镇和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这些县或者镇，往往生活着上十万乃至几十万的人口，其中外来人口也数量庞大，或者工业发达，或者民营经济繁荣，社会构成复杂，群体差距颇大，治理非常困难。在经济和社会构成上，这些地区已经不下于一个市，而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却还是仅有镇一级的管理权限。对于一个经济发达的镇级政府来讲，绿化、环保、治安、工商、城管、统计、社保、住建等几乎所有部门都存在编制人员数量上的紧缺，仅依靠编制内公务人员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人口几十万规模的“准城市”，以前的“小马拉大车”已经变为了“小马拉飞机”。

全国每年可以评出的工业强镇就有五百个，每个镇政府的正式公务员编制仅有二三十人左右，那就意味着或许二十万的人口只有四个警察去管理，上千家企业只有三个工商局办事员去监督，因此很多编制外人员的雇用不可避免。当基层职能部门担当责任提供服务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却是编外人员，也就肯定大大增加了“临时工”引发公共事件的概率。

对于这些工业强镇、强县的政府部门而言，招募“临时工”也是一件无奈之举，他们也绝不愿承担对编外人员的管理风险和支出压力。同样，站在这些编外人员或者所谓临时工的角度而言，他们本身的生活境遇似乎也大多不甚乐观。并且如果没有临时工参与公共的管理，恐怕出现的问题反而更多。

反过来讲，中西部的很多省市，编制上人员充裕至冗余，无事可做，主要工作内容多半是调动资源以争取更多转移支付。公务人员的一“余”一“缺”之间，反映的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应变能力需要提高。

在层出不穷的“临时工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上下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上的分配矛盾，以及条块部门间相互协调时的掣肘，其影响已经不局限于行政体制内部，而且已经溢出到最微观的公众日常生活。当然，解决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非常困难，但是随着经济和人口规模来配备管理人员或者公务人员数量编制，技术上没有难题，利益上也少有摩擦，理应尽早出台政策并予以落实，也会在短期内消除很多矛盾。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那么无法绕开的将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地域经济发达的市级、县级和镇级政府部门的基层官员中，很多终日奔波没有周末，而且背负着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平心而论，相比于印度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官员，中国的官员更加勤奋也更加努力。这个现象或许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最为直接的解释和写照。

在博弈论的理论里，制度体系能够维持运转需要激励相容（激励相容：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的制度安排），想要获得的人总是要付出努力。无论是自发的经济增长还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下的经济增长，无论是私人部门建设城市还是政府部门建设城市，都有一套自我激励相容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城市化并不是不能被理解或解释的谜题。

即便仔细分析起来，很多“临时工”的确并非替罪的羔羊，可惜最终，“临时工”在这个年代成为含义隐晦的字眼，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系统当中，从它的概念本身到临时工本人都成了受害者。这样的结局反映的只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无奈和公众表达出的不信任，因此，在追问和反思事实本身的同时，政府努力加强与公众信息的沟通也就甚为重要了。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