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 2014年，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智力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中国固有的政经生态，以及由此衍生的商业环境的冲击和解构。同样的挑战曾经包括：始于“92派”官员下海潮的全面市场化运动，加入WTO后逐渐被 “微笑曲线”和比较优势定格的工业化路径，以及把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和经典货币主义理论带入噩梦、迄今尚未苏醒的世界金融危机。

很难准确描述2013年这个已被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时间点，也许我们需要一把度量历史坐标的尺子。在中国，这把尺子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叫做，政治与经济的距离。如果用它来解读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政府与市场高度融合的经济体，政治与经济的距离过从甚密。

下海潮与随之而来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全面市场化，开启了中国经济在政治结构主导的框架中高速飚进的节奏，官员个人标签成为通往财富创造的捷径；入世则携滚滚的外来资本流加速了中国政经一体化的进程，地方政府遂演变为“竞争性公司”，在GDP号角下用比较优势塑造着中国的商业环境；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出台，瞬间放大了一个在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被频频提及的现象——竞争性市场的产能过剩，政府也开始通过新产业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刻意或是不经意地哺育那些能带领经济走出泥沼、带有垄断性质的“国字军团”。

在以上三种力量扭合而成的高速列车上，中国经济度过了不平凡的2013年。

受益于中央局部微刺激和地方换届投资冲动，中国实现7.5%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已非难事，虽然相比2012年，投资再次反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凸显经济结构再平衡之艰难。总体上看，汇丰PMI指数连续第五个月处在荣枯分水岭上方，显示制造业仍处于持续复苏通道，尽管工业平均利润率比三年前下降了28.9%。出乎意料的是，一度高度警惕的通胀幽灵未卷土重来，完成了CPI全年3.5%的控制目标。

仅从宏观数据上判断，一个稳健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局面正在形成，商业的大背景看上去不算太悲观，但我们也隐约观察到三种力量扭合所带来的破坏力。

这一年，虽然教育投入和医院改革正在缓解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但房地产依然一枝独秀，这个资产泡沫聚集的风险之地不仅快速回暖，而且以往对其趋严的调控口径也明显变化。这一年，土地财政和招商大战几乎没有停歇的迹象，吸金池效应下的地方投资冲动留下了近18万亿的债务陷阱，短短半年时间增长12.6%，年化增长26%以上，远超GDP名义增速。这一年，产能过剩由钢铁、有色、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进一步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蔓延，金融、房地产、资源垄断性行业与实体工业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越来越大，正在不断抬高后者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

这种破坏力，缘自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经生态正在被自身重量所压垮，缘自政府与市场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让身处其中的实业者无法呼吸。由此，人们不停地在呼吁改革，本质上是希望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一个政府与市场保持适当距离的经济体。

2013年给了人们这种希望，虽然只是一份宣言，我们也可以尝试描述“全面深化改革”所蕴含的深意。划定政府边界，资源配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简政放权，意味着打碎以往过度紧密的政经关系，将伸得过长的政府之手、权力之手从市场经济活动中收回。取消GDP指标排行，改变政绩考核标准，严控地方债务，将政府花钱的冲动控制在法律和制度监督之下，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有资格成为民间经济活动的主体，也不能随意根据自身利益打造商业环境。更重要的是国企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制重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防止在政治权力和体制优势庇佑下的特殊市场主体拥利自肥。

过去一年已匆匆翻过，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着眼未来。如果我们还抱有希望，是因为遥远的地平线上似乎已经看得到这样的图景，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和改变这个时代的勇气，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希望，而是几代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