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章诗依/文 1月8日的香港媒体出现了一道奇观：不分左中右，所有的报纸少则拿出两个版，多则拿出五六个版的篇幅，齐声报道、称颂于前一天去世的一位长者。不惟如此，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为这个人刊发了社评，评论其事业，缅怀其功绩。

这个人就是邵逸夫。一位在107年的漫长生命里，为全球华人打造了无数星光幻梦的影视巨人。他同时也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终其一生，捐出百亿资金于教育、科技，其中尤钟情于向内地的教育。

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也齐齐聚焦邵逸夫的离去及其不凡的一生。

邵逸夫也得到了欧美媒体的称扬。BBC和《金融时报》分别以“电影先驱”和“传媒大亨”形容邵逸夫，赞扬他毕生为电影电视做出的贡献；美联社指邵逸夫制作多套脍炙人口的功夫电影；美国权威杂志《综艺》（Variety）形容他是20世纪的电影业先驱。

今时今世，像邵逸夫这样，能赢得整个大中华区共同尊重，且能在世界文化版图上享有一席之地的华人企业家，可谓凤毛麟角。

邵逸夫是全体华人的骄傲，更是全体华人的财富。

古典生意人

一副清癯的面容，一脸淡然的神情，虽然是商人，却没有烟火气，更没有狂躁相。邵逸夫有一副与其清旷的一生十分匹配的容颜，而这是天赋，也是修为的结果。

少年时候，有算命先生以“鹤形人格”形容邵逸夫，指其相貌异于常人，将来即使不能出将入相，也是富甲一方。其实，独立的性格，专注、沉静及细致的个性，才是邵逸夫异于常人的天赋。

邵逸夫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漂染业商人，但邵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人子承父业，全部投身于当时刚刚在西方兴起不久的电影业。四个兄弟不但没有继承父业，就连父亲给起的本名也弃而不用，而是用陶渊明田园诗中的名字为“号”，分别叫：醉翁、邨人、山客、逸夫，这些雅得可以的“号”，后来成了他们的正名。

对于电影的热爱与专注，几乎是邵逸夫的第二天性。早在上海教会学校上中学时，邵逸夫就在哥哥邵醉翁创办的天一电影公司里历练，并很快就学会了推、拉、摇、移这些拍摄技术。天一电影公司拍摄的《立地成佛》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当时的电影院，在正片播放之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片。中学生邵逸夫也参加拍摄这些新闻片，他根据一些社会热点拍摄的新闻片，很受观众欢迎，反映了其早慧、敏锐的眼光。

1927年，中学即将毕业的邵逸夫，听从大哥的安排，去南洋帮助三哥邵仁枚开拓市场，二人推着放映车，跑遍了东南亚的穷乡僻壤，克服重重困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立了电影发行网络。这种勤奋的品格，邵逸夫保持了一生。邵逸夫不抽烟不喝酒，唯工作是最大嗜好。一年里他要看700多部电影，每天都要看四五部“烂片”，最多时一天看过九部片子。到了晚年，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看电影的习惯。

中国古典生意人不拼爹，不攀附权贵，财富用自己的血汗酿成。古典生意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有人情味。邵逸夫堪为此中典范。这是他被今人普遍缅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情怀

1957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创办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从此，香港电影进入人才辈出、创意澎湃的黄金时代。邵氏电影公司推出的剧种，无论是黄梅调、风月片、武打片，均引动潮流，成为一时风尚。20世纪80年代，邵逸夫进入传媒领域，主政无线电视，成为传媒大亨。由于运营成功，无线电视长期在收视率上大幅领先和压倒对手，香港人的视听娱乐，事实上掌握在邵逸夫手上。

而1949年之后，有那么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几近消失，中华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邵氏电影公司生产的电影，从香港辐射到内地之外的所有华人社会，今日回视，起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作用。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里，立足于香港的邵氏王国为华人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研究者认为，邵氏兄弟公司拍摄的电影，为漂泊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建构了一个文化中国，勾起了全球中国观众的怀乡情结和民族情怀，成功地建立了大中华群体意识。

邵氏兄弟公司的电影，长期以“国语”作为其“官方”语言，这保证了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外各地中国人能够形成自己的社团群体。邵逸夫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制片方针：“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远离的祖国大陆，也怀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邵氏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与导演，如李翰祥和张彻，都是所谓的南来文人。

研究近年兴起的邵氏电影，你会发现，邵氏兄弟公司的重要影片，都离不开民间故事、爱情和武打的主题，特别是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张彻的《独臂刀》和胡金铨的《大醉侠》，无不与中国通俗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影片中，无论是文弱书生还是侠义英雄、绝世美女还是巾帼英雄，都有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品德：孝顺、纯洁、贞节、忠诚。

研究者指出，邵氏电影公司的这些电影，传统故事配上传统戏曲，构造了一片理想化的、抽离具体历史的“中国”、一个永远不变的“美丽中国”。这个想象的中国对于当时散居全球的华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大多因政治动乱而离开故国，通过邵氏电影，他们又仿佛寻回了自己的“文化护照”——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在台湾极其流行，所有的黄梅调电影都票房大收，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年在台湾放映超过半年，许多人观看了不下数十遍。这部影片结束了好莱坞电影多年来对台湾电影市场的垄断，使得这个中国大陆之外最大的国语人口地区成为邵氏兄弟公司的一个极重要市场。

为了保证不同区域、不同方言的中国人都能欣赏邵氏国语片，邵氏电影的所有电影都有中文字幕（同时还有英语或西班牙语）。在香港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讲粤语的城市，以拍摄国语片为主的邵氏兄弟公司在上个世纪居于垄断地位，既有时代因缘和商业因素，也与邵逸夫的中国情怀分不开。

“茄汁+毛片”之辩

邵逸夫去世后，在一片赞扬、缅怀之声中，也不乏质疑甚至鄙夷的声音，有人认为，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中，邵氏兄弟公司出品的都是一些快餐式的产品，是“反智”的垃圾，没有尽到一个电影人的社会责任。

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有各种批评都属正常。不过，对于邵逸夫及邵氏兄弟公司的这种评价，确实可以商榷。

其实，认为制片方式只有“茄汁”加“黄色”两板斧，是邵逸夫经常背负的恶评，即其所拍电影都是媚俗之作，背离了天一公司创立之初标榜的“重整道德、伦理及发扬中国”这一宗旨。所谓“茄汁”，指的是武侠、功夫片，因为这类影片常用茄汁来代替人血。而“黄色”则指后来的“三级片”。

对于邵氏电影的这种评价，难言准确与公平。

1988年10月10日，香港才正式颁布实施电影“三级制”，将电影分为三类：一、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二、儿童不宜看的；三、只准十八岁以上看的。这一制度的出现，客观上为色情片大开方便之门。在三级制实施的最初几个月里，色情片的票房收入开始上升，随后开始走俏，在当时报纸每天公布的“十大卖座中西电影龙虎榜”上，总有一二部色情片榜上有名。史载，1990年香港片商送交政府电检处检查的1278部影片中，被裁定为“三级”的竟达519部。一些青年演员更是借此找到了成名的捷径。

然而，在香港陷入“三级片”狂欢之前，邵逸夫已经于1986年宣布停产，转战到电视领域，邵氏影城已经偃旗息鼓了。

那么，他以前拍摄的那些“风月片”是不是“三级片”？

对此，邵逸夫旗下的金牌导演、后来离开邵氏公司的李翰祥认为，邵氏的那些“风月片”，重在表现男女风情，但远称不上“三级片”。

拍片速度快，在邵逸夫看来不意味着就是烂片。对此他曾辩解说，邵氏的电影制作向来严谨，绝不拍劣片；若拍了劣片，宁愿烧了，也不拿到市场，以确保“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据称，邵氏公司在成立的三四十年间，烧掉的影片在10部以上。曾在邵氏电影公司干过的蔡澜，对于邵逸夫对待电影的严谨态度就深表认同。

作为精明的生意人，邵逸夫要求每一部影片都要赚钱，他明确表示，自己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而是要给一般人看的。因为有人看，才有效果。他宁愿拿出钱单独资助艺术，也不愿意拍没人看的小众电影。

邵逸夫式慈善与遗憾

邵逸夫去世后，激起内地网民一片怀念之声。这缘于邵逸夫长期以来对内地源源不断的捐助。今日中国，即使是一个小县城，都可能矗立着一座“逸夫楼”。据统计，邵逸夫对内地的捐助达45亿之巨，捐助项目达6000之谱。

人们也注意到了邵逸夫独特的捐助策略，那就是，从1973年起，邵逸夫在教育方面的捐赠主要用于实体建设，而不是投向讲席、研究基金等资助人的领域。这种策略，据信是教训换来的。了解今日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腐败对慈善的侵害。因此，邵氏的“盖楼”式慈善，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值得有意于慈善的企业家借鉴。

邵逸夫的慈善，让中国千千万万个学子受益。但其慈善足迹，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以其奖励科学研究领域的“邵逸夫奖”而言，虽然有“东方诺贝尔奖”之誉，且奖金高达100万美金，但就其学术含金量与国际知名度而言，与诺贝尔奖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在邵逸夫去世之际，有香港媒体建议中央政府介入，协助推广这一用意极佳、投入巨大的奖项，以强化其权威和学术地位，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诺贝尔奖”。

邵逸夫留下的另一个遗憾，是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督促无线电视提高电视节目的创意与质量。近10年来，香港演艺娱乐事业走在下滑的路上，娱乐创意产业急剧式微，在亚洲逐渐失去领导地位，令人痛惜。邵逸夫去世之际，媒体认为，如果晚年的邵逸夫能在创意方面对香港无线多加鞭策，或许不至于出现目前这种局面。毕竟，电影电视是高度依赖创意的产业，邵氏的辉煌，就是创意的胜利，邵逸夫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助力香港娱乐产业，使之免于沦陷。

如何一洗颓风，重振香港娱乐业的辉煌，是邵逸夫留给今日香港人的一道沉甸甸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