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四川省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多的改革试验是在四川进行的。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者们甚至说四川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弄潮儿。在2008年12月3日的《四川日报》上有一篇对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林凌教授的采访文章。而林凌和他的同事们撰写了一本回顾四川经济改革的著作：《改革三十年亲历》。1982～1983年间，我当时还是大二的时候，在复旦大学结识了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Chris Bramall。回忆起来，除了当时我的英文老师是美国人之外，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他告诉我他留学的动机是因为对四川的好奇。我记得他说过，研究四川省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四川在改变农业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比其他地方做的更早。十年之后，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书店看到了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评价毛的经济计划：四川1931年以来的生活水准与经济发展》 
　　1979年7月9～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主持会议，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被认为是最后认同了五个重要的文件，内容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当然，这五个文件已经在当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国务院最后于7月13日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利润留成比例。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在成都的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在财政部与希望进行扩权试点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的。当然，最后还是那些认为扩权不损坏财政收入的试点经验占了上风，这使得国务院的那五份扩权文件真正得到了认同。于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开始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进行集中报道和宣传，让试点得以推广。1979年年底，试点企业终于扩大到了4 200家。当然，在那个时期，经济学家中也有支持这项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可能就是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教授了，他提出的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在客观上支持了企业扩权。蒋一苇教授的论文《企业本位论》曾获得198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0年1月22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的试行办法》。根据试点企业中反映的问题，该办法规定，从1980年起，企业利润留成办法由原来的全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企业增长利润留成的比例，按照不同行业分别制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才能提取全部留成资金，每少完成一项，扣减其应提留资金的10%；企业从基数利润中提取的留成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的不少于60%，用于福利和奖金的不超过40%。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要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让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利润包干，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12月26日，财政部、国家经委发布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利润留成和包干的主要形式。1979年，作家蒋子龙根据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素材创作并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讲述了一家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典型故事。

    以最初确定的改革目标来评价，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验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国有企业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赢利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改革导致了一个事先没有充分想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追求投资的扩张。我清楚地记得，对这个问题的经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几年以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科尔内的分析，国有企业出现投资扩张的冲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它们面临的财务约束依旧是“软的”。 
　　实际上，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验中，改变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想法很早就被提了出来并纳入了改革的议程之中。不少经济学家都写文章分析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全部由国家拨付，企业不可能在意使用资金的成本，这是企业投资冲动不受约束的根本。这与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基本建设试行贷款办法报告》及《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试行将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贷款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这一尝试拉开了国有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拨改贷”改革的最初试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局部试验经过了六年之后，一个被称为“拨改贷”的改革方案才终于推出。根据“拨改贷”改革方案，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新增流动资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了银行贷款。这个决定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未必真正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的性质，但却从此把国有银行与企业捆绑在了一起，演化成几乎二十年后才终于厘清和削弱的“银企关系”以及中国企业居高不下的负债率。 
在当时，也许我们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在理论上想明白，为什么 “拨改贷”之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还“硬”不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给出的。我在199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著作：《现代产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