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获今届（一九九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有经济学者都大声叫好。该奖始设于一九六九年﹐迄今得奖者三十一人﹐没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样得到众望所归的反应。

美籍的科斯是英国人﹐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他有英国人的幽默﹐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缓慢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学生——没有上过他的课。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学首次见到他时﹐我已经是博士了。我是因为芝大喜欢我的论文﹐给了我一项奖金而应邀到那里去的。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对科斯的思想下过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来。到了芝大后去找他时﹐大家只谈了几句就一见如故。后来我们一起多次在校园漫步及进午餐﹐他以研讨的方式指导了我很多有关他的思想。

外间不少人说我是他的学生﹐是一个没有错的“误解”。在行内的言论或在书本上的评论中﹐科斯的名字往往与我相连在一起。有几个原因。他的文章论事与分析的风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经济学上的兴趣与我如出一辙﹔我的《佃农理论》常被视为“科斯定律”的实用例子﹔我几乎每一篇学术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则多次对人说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于这种种“巧合”﹐他退休时﹐祝贺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于卷首﹔当他的贡献要加载经济学百科全书时﹐我被邀请执笔﹔去年﹐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举办的五年一度的研讨会议﹐要介绍科斯的经济学﹐文章是由我写的。当然﹐该会选取的评论我的关于科斯学说那篇文章的评论者﹐也是科斯。

科斯获诺贝尔奖﹐我的高兴毋庸细说。但科斯显然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使我替他担心起来了。事情是这样的。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刚好是该奖设立的九十周年﹐所以奖金特别高。科斯个人得经济学奖﹐奖金是一百万美元﹗他今年八十一岁﹐平生节俭﹐没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费早已有了安排﹐一百万美元的额外奖金﹐怎样处理的确是难题也﹗

记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与科斯相聚﹐见到他拿着一把雨伞。雨伞陈旧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问他﹕“你拿着这伞作什﹖换把新的在香港仅卖两美元﹐美国也不会怎么贵吧﹖”他回答说﹕“这伞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我找不到修理雨伞的人﹐所以要把它带到伦敦去。”“但修理雨伞这个行业已成陈迹﹐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费用也会远比买把新的﹑较先进的雨伞为高。”我这样说﹐是劝他弃旧取新也。殊不知他回应说﹕“十多年前﹐我在伦敦找到一位修伞的人﹐很相宜地把这伞修理过一次。过两天我要到伦敦去﹐会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

希望他还健在。”当时我无话可说。如今我想﹐有了一百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修补雨伞的费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余。

因为是九十周年﹐诺奖委员会决定邀请所有还健在的曾经获奖人参加这次的颁奖典礼。我与该奖无缘﹐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对邀请的人打趣说﹕“你们请我到瑞典观礼﹐是否当做给我一个安慰奖﹖”他回答说﹕“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邀请的不曾获奖的经济学者﹐只有你一个。”他这样说﹐我觉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来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礼服﹐要如何如何。后来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号洋服店接洽﹐他们翻开书籍研究后开价万多港元﹗我于是自我安慰：万多港元的礼服﹐只穿一次﹐怎样也说不过去﹐不过﹐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机会呀。

下了礼服订金﹐步出洋服店之际﹐我想﹐既然一套礼服要花一万多元﹐太太的长晚装要新的﹐两个人的机票又要数万﹐观礼的费用何其昂贵也﹖既然要花这些钱﹐不如多花百多港元﹐买一把最好的﹑先进的﹑可以自动撑开的雨伞﹐千里迢迢地带到瑞典去﹐送给科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