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艺术品位，并爱好艺术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艺术的。杰德的父母为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为我们工作前的一切付费，他们渴望在老年的时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热爱。杰德的父母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

杰德的父母通常会离开孩子出门去度假，他们和朋友到过一些危险的地方。在危地马拉，他们差点儿被人绑架；在津巴布韦，他们参加狩猎远征；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他们听到了天籁般的加麦兰音乐。

我的父母从不会丢下4个孩子去度假，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出门旅行时，不得不在相当便宜的汽车旅馆过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长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费，我的父母也不会去危地马拉、津巴布韦或婆罗浮屠；而会带我们去欧洲，那儿是有政府管理的、适合旅游的地方。

尽管我和杰德没有对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明确、透彻的讨论，但我们基本上认为，要在我们家采用中国式的培养模式。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像许多母亲一样，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工作，因此，我的养育方式应该被优先考虑。虽然杰德和我在耶鲁法学院有着同样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里，我还是那个盯着女孩们做家庭作业、学说普通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的人。

其次，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而杰德善于对女孩们说“No”，但不擅长为她们提供一个积极的方案。他从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就像不会强迫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来为孩子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我，正好弥补了他的缺憾。

在用中国模式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最重要的经验是万事开头难，那时我们也经历了争吵不断的困扰。其他的父母不断地追问我们培养孩子的秘诀，因为索菲娅和露露的举手投足，就像是孩子们成长的模特。她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可爱风趣、助人为乐，而且口才出众；她们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的学生，索菲娅在数学方面领先于她所在班级的同学两个学年；她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有的人都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

简而言之，她们其实就像是中国的孩子。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

1999年，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

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国际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儿都会吸引当地人的目光。他们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划着，称她们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猫饲养中心，我们看到了大块头的新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虫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听说很难养活。当索菲娅和露露在给熊猫宝宝拍照时，那些中国的旅行者也在给她们姐俩拍照哩！

回到纽黑文的几个月后，我与人聊天，不经意间在言语中提到索菲娅是中国人。此时她打断我说：“妈妈，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不是的，妈妈，你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在中国，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也没有人把我看做中国人。”

这个说法让我颇为不爽，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么说，他们都错了，你就是中国人！”

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

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

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4位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来了。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猪肉馅儿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用盐、黑胡椒、小茴香、酒等腌制而成）。

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

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灿烂炫目，既让人激情澎湃，又给人轻盈愉悦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的音乐家。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runs）和颤音（trills）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

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清晰、准确的音调）；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与节拍器的协调配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大声、柔和、渐强、渐弱）；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

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装饰的宏伟大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

“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

“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

“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

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

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C①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

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

真相不幸大白。

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