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是拍给其他也拍电影的人看的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彤 在崔卫平家看电影，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投影仪打在墙上，不能迟到，不要上洗手间，不要接电话，不要交头结耳，吃零食绝对不允许，但可以喝水，看完了还要开讨论会，这哪里是在家中看电影，完全是一本正经的学术研讨。如果上电影院去，她会拒绝喧哗的首映式，自掏腰包反反复复看一部电影，并用手机记下台词……凡此种种，都是崔卫平写作《我们时代的叙事》这部评论集的“后期”，而“前期”的积淀则是：她曾经做过诗歌评论，已经写和译过好几本书，对于这个世界有多过一般电影工作者的视野。她是电影学院的教授，有着专业的批评态度和方法，一切以文本为重，这使她的评论比起队伍日益庞大的网上业余评论者来得更扎实。更重要的是她对精神冒险的热衷——总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我们时代的叙事》一书是在什么情况下结集出版的？

崔：这本书是我近两年电影评论的一个集子，主要是关于当代中国电影。其中的许多文章，正是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在观察电影这个现象时，我是不设界限的。不管是大片还是小片、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独立制作还是商业电影，都是我工作的对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电影文本，都体现了人们对于自己的某些认识以及某些向往。所以这部集子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电影人的表现，包括 “民间纪录片”，遗憾的是，人们并不能经常看到。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中的评论往往由影片本身深入到人类社会和精神层面，但来得并不突兀，而且行文流畅。批评者如何才能做到有深度的影评而超越技术分析？

崔：电影这个东西，不是拍给其他也拍电影的人看的。一个从来没有上过电影学院的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电影观众，因为他没有因为学电影落下的种种毛病，他的直观是准确的。电影人的工作是要交给观众检验的，我就是来自观众的一名检验员。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部作品的名字——《普通读者》，这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始终将自己看作文学的“普通读者”，那么，我自己就是一名普通观众。这部集子中提到所有那些上映的影片，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去电影院看的，而不是接受任何赠票或者其他特殊提供。我不去看“首映式”之类，因为古话说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而我越是这样声明，就越是没有人请我看了，人们会想，反正“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的电影评论是写给谁看的？

崔：首先是观众，那些在黑暗的放映大厅里坐在我旁边不知名的观众。我的文章首先对电影负责，对观众负责，而不是为电影人写的。我喜欢与观众一起看电影，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发出笑声，这对于我也是一课。我经常担心仅仅看一遍就写影评会不准确，就又去买票第二天接着看第二遍，像《无极》、《黄金甲》、《夜宴》都是去电影院看了两遍。看第二遍时，一边看，一边用手机记下台词。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中为何没有涉及“演员”和“摄影”这两个重要部分？

崔：这本书提到的电影中，我更加看重独立制作纪录片的成就，它们并不是借助职业演员来完成的。如果说有，那么秉爱（纪录片《秉爱》的主人公）与和风鸣（纪录片《和风鸣》的主人公）就是伟大的主角。其余我提到的影片中，演员的表演不算突出，可以说是平平。我对于演员这个行业有着非常特殊的兴趣，还没有来得及写这方面的文章。对于陈冠希“艳照门”我有独特的见解，呵呵，只是没有时间写，我以为，那与他的演员职业有着很大关系。

在中国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两位电影人物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和《甲午风云》当中的邓世昌，非常富有个性，我觉得迄今没有人能超过这两位。至于没有谈到摄影，那是一些个人原因。我的先生是一位摄影师，他在我耳旁灌输的高难度的摄影知识，令我对于摄影这门高深的学问不敢说一个字。

经济观察报：我个人觉得，整部评论集中，你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是悲观的，绝大多数导演和作品都有着致命的弱点。这种悲观源自何处？

崔：谈不上“悲观”这个词，只是目前的状况令人感到不满足，这恐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经常听到朋友说，他多少年不上电影院了。而也许正是这位朋友，当年因为陈凯歌的《黄土地》而感到非常兴奋，觉得不仅他自己要看，也要推荐给别的朋友去看，觉得没有看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你做电影批评的积累是什么？

崔：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做电影批评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说的是写文章。我不是在写电影文章中成熟起来的，而是做了许多别的事情。在写作这本专门关于电影的书之前，我已经写过好几本书，也翻译了好几本书，拥有了其他一些为其他电影人不熟悉的文化视野。对于这个世界、中国社会以及文化角色，有过许多比较深入的思考和表达。因此，写电影方面的文章，除了来自观众的压力，基本上还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在影评写作中，我贯穿了在其他领域获得的认识和知识，比如批评《集结号》，我运用了米兰·昆德拉的“Kitsch”这个角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积累是，我此前做过一段诗歌批评。在课堂上我总爱对学生说，自己是“新批评”出身。所谓“新批评”，最为看重的就是“文本”，一切以文本为重，从文本出发，寸步不离文本，文本中有，批评中也有，文本中没有，批评中便没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评论，但不能不根据文本事实。

我在电影学院有一门课就叫做“电影批评”，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事实”，作为批评者对于 “文本事实”（文本所提供的）要敏感，要有准确的理解，不能抓不住基本事实。所以，电影批评的第一课，就要训练或提醒同学们对于文本事实的准确把握。这便是专业批评的态度。我们看许多随意写成的电影观感，网上也有很多，其中有许多是非常灵动活泼的，但是往往是个人的偏好印象，抓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方面，而不及其余。我说的对于“文本事实的敏感”，一方面是对于文本细节的敏感，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所有文本事实加起来，做一个综合考虑，形成一个准确的整体感，而不是片断的、个人印象式的。

一般我的工作情况是，晚上必须看第二天要写到的影片，即使以前看过了，也要再看一次，在印象新鲜的情况下分析评论。我的原则是，绝不写五天前看的影片，不以头脑中的印象来取代文本事实。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想过自己来拍摄一部电影？或者说有没有一部理想中的电影？如果有，这将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

崔：想啊。就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加关心电影这种叙事形式如何与现实相匹配。“相匹配”不是说“反映”现实，仅仅是“反映”那是跟在现实的屁股后面，是被动的，没有创造性。我也不想做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说的“匹配”是指：能够与现实“争雄”，与现实“相竞赛”。我此刻能够想到的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拍出这样的十个故事，尽管不甚完美，但是所有话题，对于现实那么富有冲击力，又是那么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