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文明(1)

作者：马林诺夫斯基

译者：张帆

2009年10月第一版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25元

这本书在我手上辗转了三年，从本科毕业到硕士毕业。三年间，翻译时续时断，一则是因为懒惰，二则是因为怀疑：我不明白为什么铭铭师会嘱我翻译这么一本“过时”的书。马林诺夫斯基，这个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这个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早已辉煌不再。在深邃的结构主义者和华丽的象征主义者的光芒下，俨然朽朽老矣。只有在偶然提及特罗布里恩德岛或者“库拉”圈时，他的名字才会附带出现。不仅马林诺夫斯基过时了，甚至提及这个名字的人，都会被人视为“跟不上潮流”。更跟不上潮流的是这本书。这本探讨“二战”的书，在人们对“二战”的记忆稀薄到只剩两朵蘑菇云的今天，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

正像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是马氏生前亲自撰写与编排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编完后短短五个星期，他就过世了。马氏学术的起点是对“一战”“浪漫的逃避”，学术的终点却是对“二战”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投入，这本书贯穿着马氏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召唤，难免会让人对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产生怀疑，从而对这本书的学术分量产生质疑。

抱着这些疑问，我开始尝试理解马林诺夫斯基和这本书，在不成熟的文章中我将这本书置放在马氏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脉络中，以“自由”、“文化”和“民主”为关键词解析《自由与文明》；同时将马林诺夫斯基和费孝通并置进行解读，希望能够透视马氏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的影影绰绰的痕迹。

现在看来，其实《自由与文明》是一部放大了的“文化”论，文化不仅是马氏论述自由的基础，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题目通篇几乎没有出现“文明”二字。在费孝通先生早年翻译的《文化论》中，马氏曾经明确地指出，文明是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文明只能涵盖某些文化，却将其他文化排除了，例如太平洋小岛上的文化。这样很容易导致进化论。而文化一词磨平了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有着传播论的色彩，显得很平和。不仅如此，马氏还常常将“文化”和“社会”混用，可见，对于马氏而言，文化不仅有精神形态，也有物质样式，不仅内在塑造与控制人格与行动，而且外在形成一个次生环境，与自然相对应。人之为人，在于文化，因而人之自由也无法脱开文化去谈。在文化这个先在的语境下，自由如何可能？马氏认为，如果自由脱离了文化的限制，人就成为非人，例如以涅槃终结生命以获自由；如果自由以完全顺应文化规则为基础，人也会成为非人，例如希特勒手下驯服的奴隶。因此，自由似乎成为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

这个时候，“功能”这个无所不能的字眼再次被马林诺夫斯基用于判断自由：判断一个人是否自由，要看他是否能够以合法的文化手段来满足需求；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自由，要看这个文化是否能够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实现所选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目标实现后获取劳动成果的公平性。这就是“三阶段”的自由定义。分开来看，在第一个阶段，目标孕育的阶段，什么叫做自由地形成目标？传统、教育、规训是合理的，个体成员借此掌握生物的、自然的、机械的、社会的各种规则，这是个体形成合理目标的来源。一个未经社会化的孩童是不能具有此种自由的，因为他的目标很可能以伤害他人为前提；第二个阶段，实现目标的阶段，自由地实现目标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这种有组织的行动必然导致制度和机构的出现——一群人共同借助行动规则和物质设备完成一个目标；第三个阶段，分配劳动成果的阶段，如何能够实现公平分配，这是保证自由最重要的一环，有的人劳而无获，有些人不劳而获，这都不是自由，因此分配过程需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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