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角色难定 中国地位上升

IMF对外关系部主任CarolineAtkinson告诉本报记者：“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框架以及IMF在这其中将怎样履行它的责任和要求，会是本次20国财长会议重点讨论部分。”

一直被边缘化，在本次危机中看到机遇的IMF继续坚持旧的模式和简单的创新似乎都难以确定其 “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11月的讨论中是否会有新的突破？

忙碌的IMF官员

伊斯坦布尔会议上，IMF确定了四大改革领域。

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新的IMF职责，明确规定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以涵盖与全球稳定有关的各项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评估如何在“灵活信贷额度”的基础上为更多国家提供保障，充当最终贷款人；评估灵活信贷额度等加强型融资工具是否能够帮助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减少各国为应对危机而建立巨额储备以寻求自我保险的需要；承担新式多边监督，协助20国集团进行政策互相评估。

“这将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期，几个月、也许是未来几年的工作。”IMF对外关系部主任CarolineAtkinson对本报记者说。

“这场可怕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大会前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表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正是IMF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CarolineAtkinson说：“IMF的高层们将展开忙碌的行程，并在各种场合兜售上述改革目标。”

10月22日，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欧洲委员会和欧盟轮值主席举办的活动。

23日，他将在奥斯陆作为挪威客人发表讲话。

副总裁加藤隆俊下周则会来到中国，从10月24日到27日，并于26日在北京发表演讲。

另一位副总裁加尔将于10月30日参加在纽约举行的首席负责人会议，它汇集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负责人。

重头戏将在11月5日-6日。

20国财长会议在圣安德鲁斯召开，斯特劳斯-卡恩和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将共同参加这次会议。

“我敢确定，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框架以及IMF在这其中将怎样履行它的责任和要求，会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讨论部分。当然具体的讨论细节，还不知道。”CarolineAtkinson表示。

IMF角色难确定

复苏之后，经济如何能保持长期稳定？旧的增长模式不可重来，已经有人开始寄希望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如何解决全球失衡，人们早已开始尝试，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斯特劳斯-卡恩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源于一些国家在“自保意识”下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所以他提出，与其“自我保险”，还不如“集体投保”，即让IMF出任“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让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的稳定。

如果各国知道，万一自己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还有IMF能够提供流动性，它们就不需要盲目地去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

特别提款权 (SDR)是为了弥补IMF成员国靠本国的外汇储备无法抗衡外部的投机冲击这一缺陷而在1969年由IMF推动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资产。

这一机制之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未被大家所认可，主要是IMF其本身的诟病。

IMF没有强制力，除了对上门借款的“小国”提出改革要求，目前IMF对执意“我行我素”的大国没有任何的办法。小国受制于市场纪律，但是那些货币已经国际化的大国需要更多的资金时，他们就可以印钞票。正因为他们不需要向IMF借钱，所以IMF的纪律对他们没什么约束力。

基于上述原因，IMF处于一种大国不买账，小国对其心存怨恨的尴尬角色。

虽然在此次危机中IMF新创了“灵活信贷安排”（FCL）,期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FCL类似于发放给宏观经济政策记录良好的国家的 “信用卡”，万一这些国家受到外来冲击而遭遇困难，马上就可以动用这部分信贷额度。IMF希望通过此方式来得到更多国家对其“全球最重贷款人”角色的认可。

但是不管怎样，这项创新并没有改变贷款国受制于“人”的局面，新旧方式都意味着一国要受制于IMF的政策标准。

这注定了在具体的国家层面上难受欢迎。

中国地位上升之后

10月22日，央行官方网站在“行领导”栏目中登出了朱民的简历。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表示，朱民履新央行副行长后，下一步安排将是被荐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10月23日，2009年招商证券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透露，最近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提出的投票权改革方案表示，在未来几年中将给发展中国家大致增加5％的份额，其中，中国有望增加1％的IMF投票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说：“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今天中国提高了自己在世界的话语权，对外汇资产的运作确实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干预的能力。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国际事务承担的义务也被推到了最前面。”

他表示，如果为了国际的大国形象进行过度的“外援”，却无视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样下去并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持久的主动权；相反，如果我们太强调自己的“利益”，那么，又会被人误解为“民粹主义”——中国只是在谋求自己利益之上的世界垄断地位而摒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大国义务，于是，“大国威胁论”的帽子就会无中生有地套在我们的头上。

“因此，我们在IMF框架下所争取到的主导权，就是要站在广大新兴市场的立场上争取更多的伙伴来共同维护大家辛辛苦苦所创造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孙立坚说，“其次，在对外进行以SDR为基础的国际援助的时候，也应该争取相对等的权力。”

孙立坚认为，从这一点上看，美国在借用SDR机制维护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上确实非常积极主动。将来中国也应该通过建立和加强SDR与人民币联系的货币机制，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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