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盟中央调研组成员对本报透露说，在调研组回京后不久，其成员开始提交各自建议汇总时，重点已经被要求从初次分配转向二次分配领域。“这是一次很大的变动，仅在初次分配领域做文章，并未触及实质，也不能解决问题。”该成员向本报表示。

尽管如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还是认为，中国在一次分配领域存在长期的扭曲状况，由于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原因，造成在一些垄断行业，不需要太大成本甚至不用成本就可以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借此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分配给企业人员。“这是一种体制上的公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不会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曾担任国家体改委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的宋晓梧，多次参与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财经委等方面组织的收入分配改革讨论。宋晓梧还认为，政府在一次分配改革中，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可以让劳资双方有一个独立的工资谈判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也抱持类似看法，此前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在听取张车伟的意见时，张已将这一建议明确提出。据悉，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调研组、全国工商联提出的改革方案建议中，都提到要在企业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在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方案中体现。

此外，张车伟还向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建议，在 “十二五”期间，应该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与当地的GDP、CPI等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相结合。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GDP的增速每年都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但是当地的居民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使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能够赶上社会财富的增长。

张车伟说，“这操作起来很难，因为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同，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但是这应该是纳入政府发展的经济指标当中”。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将上述看法总结为 “国家的收入倍增计划”。在此之下，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指向应该是 “调低、控高、扩中、打非、规灰”。苏海南也建议，收入倍增计划应该纳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

宋晓梧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到了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管理体制的问题。关键就看政府能不能够下定决心。“收入分配改革久拖不下，政府屡屡承诺，但始终不见出台。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失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