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再考验防控体系

湖北鄂州禽流感患者死亡之后的当天，鄂州市卫生局随即开展了在全市范围内的排查防控工作，紧急制定了好几套防控预案。

鄂州市梁子湖区卫生局的一位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该区已经分三个批次对全区398名医务人员和村医集中学习了 《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8版)》。

针对此次的禽流感疫情，冯子健还提示，疾病控制与医疗机构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人禽流感的监测。

各级疾控机构接到报告后，要立即进行人禽流感病例的实验室诊断，对病例及可疑病例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及时向农业及兽医部门通报相关信息。

在国内已经形成的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中，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也能在某个传染病疫情爆发的时候，全方位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到疫情的防控中来。但在这个防控体系的各个层面上，要想形成常态，似乎并不容易。

“实际上这些知识在两三年前就学习了，但好像也只有在疫情发生以后，大家才开始真正关注起来，如果在平时，都抛到脑后去了。”梁子湖区太和镇的一位刘姓村医承认，“禽流感来的时候，一窝蜂地扑向禽流感疫情的筛查防控和宣传，甲流感来了，又全身心地做甲流感防控，过了这个时期，对其关注度就大大减弱，甚至麻木。比如这次出现的禽流感死亡病例，突然让人神经紧张起来，哦，原来禽流感还在啊！”

这位村医认为，“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套一套的应急预案，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在疫情出现之前就能让预案起到作用，充其量是一旦发生疫情，尽可能把疫情控制在疫点上，防止扩散蔓延。

“湖北禽流感死亡病例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我们曾经构建的防控体系的一次考验，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政府和公众，面对新时期的可能会再次引发巨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各类疾病，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加强长效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唯有此，才能防患于未然。”中国CDC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流行病学专家提醒说。

长效防控体系之期

很多疾控专家都愿意把2003年当作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重建的元年，因为自这一年开始“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的概念开始在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我们疾控人最直观的感受应该是，政府投在我们疾控机构的钱更多了，我们的地位也更受到重视了。”广东省疾控中心一位有着20多年工作经历的人士对本报记者感叹说。

这位人士承认，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构建牢固的防控体系方面的投入，几乎超过了过去50年，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疾病防控体系现状也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也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的防控能力看起来增强了很多，但是自SARS以来，我们接连不断地遭遇各种病毒和疾病的侵袭，有高致病性禽流感、有手足口病，还有去年折腾了我们一年的甲流感。

对此，著名公共卫生研究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表示：“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

黄建始认为，实际上，SARS以后的这6年，中国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软硬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政府执政思想的转变方面，现在是根据疾病流行的规律，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关键环节实实在在地扎实进行防控，而不是迷信所谓的“高科技”。这也让我们已经有世界上最好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全国疫情直报网络已经到达县乡村这一步，在传染病防控策略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联防联控协调合作机制。

但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针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教授说：“全世界科学家都在监测禽流感病毒是否会变异，一旦变异，是否会引发新的灾难？”

“疾病谱的变化和病毒的变异有时候是不可控的，即使消灭了禽流感病毒、EV71病毒，谁又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新的病毒引发新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CDC的一位研究者反问。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长效的防控体系。”黄建始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