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既有涉及到制度性障碍的特区范围扩大问题，也有国务院文件中已经明确的 “厦门经济特区体制机制创新实验区”落实问题；另外就是希望在新增两岸金融合作、旅游开放方面设立实验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凸显厦门的前沿平台作用。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中，同样遇到了这种渴望下情上传的呼吁。关于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列为全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试验地的呼声，再次被提及。

不过，对于参事们的调研，地方上官员态度也褒贬不一。

中部一名官员私下也表示，智囊们的调研是不错，但效果怎么样还要看，毕竟这只是例行公事。

经济区一直面临着自己的困境。

“2008年国家发改委曾明确说过不再批复任何经济区，然而话音未落，就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区。”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院长彭真怀说，频繁获批的经济区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探路性意义，原本设定先行先试的政策，成了一张废纸。

仅2009年一年，国家就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这一规模相当于过去4年的总和。

一些省份更是争相让自己的经济区上升为国家的战略，以求获得土地和金融上的扶持，获得更快的发展。然而随着日益收紧的土地政策，原先的土地优势不复存在，批复下来的经济区最后成了空口号，而以城市化为名义进行扩张后，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彭真怀表示，目前，全国经济区的面积越批越大，圈地的面积也在扩大，比如，从浦东新区的500多平方公里，到天津滨海新区的1000多平方公里，再到成渝经济区就达3万平方公里。这种膨胀式的发展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

他呼吁，希望各地的主政者要把心态放稳，不能太浮躁，眼下先把手中的经济区打理好，再争取更多的繁荣。

“从各地经济区的发展看，都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没有新的思路，只是推动工业化的重复建设而已，例如哈大齐工业走廊。”彭真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