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寂的城市

临近年关。在北京工作的陈越家里的卫浴翻新成了半吊子工程——浴室柜没有安上。无论怎么与厂家协商，对方都无法答应她年前安装的请求。“实在没办法，工人都回家过年了，工厂已经放假了。”

陈越的烦恼不止这些。自从保姆回老家之后，家务的压力立刻袭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洗衣服。以前保姆在时每天都拖一次地，现在几天都没时间扫一次。

她家楼下的早市，不像往日那样熙攘。卖早点的铺子大多关了门，只剩下一两个摊位。烧饼铺的姑娘说1月30日就关门回家了。

陈越在淘宝网上给儿子拍了一套内衣。隔日，店家给她打电话，说快递公司不收发往北京的件了，货被退了回来。陈越只能选择年后收货。

当农民工们从全国农村涌来时，城市不断抱怨，这些人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其中流动人口突破1000万，而这个城市的最大人口承载力只有1750万。

当农民工“钟摆式”迁走时，原先拥挤的城市一下子空寂下来，但有序运转的节奏也断裂了。

一些小区的楼道的垃圾箱变成了垃圾堆——据说是因为保洁走了一大半，几十个楼的工作都分摊给几个保洁员来做。由于外送人员大部分回乡，很多餐饮店停止了外卖服务。北京市婴之福家政服务公司的经理顾太芬介绍说，公司大概有近2/3的员工回家过年。过年期间家政服务费飙涨，钟点工的价格甚至能涨到每天100元，最高能达到每天200-300元。

与家政服务行业相似，城市保安也是每年过年期间最空缺的职位。记者走访了几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大概有1/3的保安选择回乡过年。物业公司只能通过收缩巡视点来弥补缺口，比如，以前一个保安负责一栋大楼，现在负责3-4栋楼。

年后的用人荒也是企业未雨绸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很担心过完年有些员工不回来了。”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熊星明说。为了预防人员流失可能引发的动荡，宅急送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部门沟通，打通招聘渠道；鼓励回乡员工带老乡回来，带一个给100元奖励，带3个以上奖金更高，还报销来回路费。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能不能起效，就看整个城市用人压力有多大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约有2.3亿，外出从业的农民工人数达到近1.5亿。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

这些流动的人群为驻留的城市做出巨大的贡献。官方统计的数据是，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达21%。而根据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及农民工每年对GDP的贡献不小于60%。

但这些人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微薄的。一位政协委员曾经计算，进城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左右，但他一年最多拿走8000元，剩余1.7万都留给了城市。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

姚峰说他三年间在北京油漆了几百套房，但昂贵的房价让他从未想过在这个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住房，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赚够钱回家盖栋像样的房子。来自河南滑县北滹沱村，在北京做建筑的老张外出务工10余年，老婆孩子一直留在老家。他很想把家人接过来，但家人来后单独租间平房至少要花好几百元，为了省钱，现在像他这样的建筑工都是10多人挤在一个房间。

融城的成本不仅是一本经济账，还有无形的精神压力要考虑。在公司做保洁员的阿燕来自四川，刚入行不久。她每次都趁员工少的时候收拾办公室。在一群城市白领面前，阿燕总觉得不自在，似乎横亘着天然的鸿沟。来自湖北的何爱萍，在深圳擦了五六年鞋，从未想过自己是深圳人，在她眼里，一早起来就搬擦鞋箱子的她们与光鲜体面的深圳人差别太大了。不过，她仍有梦想，那就是“留在深圳擦一辈子的鞋”。

守望的乡村

终于，姚峰买到了1月31日回甘肃的车票，能在除夕之前赶回老家。

他老家有10余亩地，由父母和妻子打理，种小麦和玉米。收成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卖2万-3万，一般的光景下只有1万。他来北京三年没回去过，前一阵他给家里寄去1000元，自己装上电话，每周打一次电话报平安。

在电话线一端，接电话多数是姚峰的妻子，在他呆在北京的三年间，妻子来过几次，但每次他都催着她赶紧回去。

这样靠一根电缆维系亲情的家庭不是少数，据民政部统计，目前中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万留守妇女，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

这一庞大的留守群体生存状态很是堪忧。河南滑县城关镇北滹沱村妇联主任耿小红说，几乎每个留守妇女都要承担照顾家中老人、小孩的任务，还要独挑家务农活。逢年过节，只要看到电视或广播中发生撞车翻船事故，这些妇女就异常紧张，总担心自己丈夫会出事。

长期夫妻分居也让很多婚姻“亮红灯”。在一些基层法院，农民工离婚案件数量占受理案件总数的60%，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另一项调查更让人心酸，8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都有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的经历。

妇孺老人留守的乡村是人烟稀少。公司保洁员阿燕说她四川老家农村剩不下几个人了。她家的房子依山而建，十几间房间里住着3户人家。其中一户已经没人住，另一户只留守了一个老人在家。

所以无论多么艰苦，阿燕都要来北京与丈夫团聚，她是今年年初过来的，并做好了两年不回家的准备，“来回一趟每个人车费就近1000块，太贵了。”不过，她两个儿子只能留在老家了，大的7岁，小的两岁半。阿燕临走前织了7双鞋，3双给老大，4双给老二。

阿燕把自己在农村的地都送给别人种了，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因为人力外流而田园荒芜，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说法，每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而撂荒的耕地，大约在5%左右，合9000万亩。如果按照每亩地产400公斤粮食来算，由此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360万吨左右。

几个意大利的记者关注到这种废弃的景象，打算选一个典型的村庄，拍一组专题照片——被抛弃的农村。

在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这种被抛弃的农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乡村。

不管多么痛苦，中国城市化的车轮依然在运转。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时，农业就业人口曾占整个就业人口的7成，如今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中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65%。

（本报记者降蕴彰、高琨、刘伟勋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