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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这里的人， 放弃一切希望” 

——但丁《神曲》之《地狱篇》第三章 

什么是好生活？ 这个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诅咒，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稍微了解下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热衷于思考此问题，并想得出某种原则性结论的哲人有什么好下场。苏格拉底被人们以毒害年轻人的罪名判处极刑；斯宾诺莎以磨镜片为生，最后死于穷困潦倒；马克思一生穷困，疲于奔命；尼采疯了，在孤独中死去；韦伯也陷入疯狂，最后郁郁而终。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当然有夸张之嫌，但是不可否认一个这样的事实，这是个极其“危险”的问题。这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悖论，思考什么是好生活反而得不到好生活。 

吕克·费希的著作《什么是好生活》，便试图追溯这个问题的哲学历程，并得出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之所以说“似是而非”，是因为我看不见作者对于结论的坚决和自信。本书大部分的篇幅都在阐述“什么是好生活”的现代性背景，和哲学追问的历程，反而结论显得微不足道。显然这本书最终不是思考“什么是好生活”，而是思考“在现代社会怎么过上好生活？”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实然问题，一个是应然问题。 

1900年8月25日，在丧失意识十年之后，孤独一世的尼采在魏玛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如果我回顾整个尼采的一生，然后试图从中寻找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答案，估计没有人会相信。4岁时，他的父亲在疯狂中死去，他一生与痛苦的疾病斗争，期间经历了与瓦格纳的短暂的友谊和痛苦的决裂，以及因为疾病不得不辞去大学教职，而其作品出版多次失败且无人问津，以及多次追求爱情失败无果。如果说我们应该向学习好的人寻求提高成绩的秘诀，应该向有钱的人学习发财的秘密，那么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好生活”就不应该向尼采求教。而吕克·费希的著作《什么是好生活》，偏偏就是以尼采为契机开始追问“什么是好生活”。      

吕克·费希以“我们的白日梦”为题作为序言，讨论这个时代人们对于成功、倦怠，以及因为嫉妒而不安的心灵和混乱的生活。这个时代为什么不安，又为何混乱呢？无论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绕不开处于现代性顶点的尼采，尽管“上帝死了”的说法并非尼采首创，但是按照吕克·费希说法，“尼采在其中注入了一种历史性（它作为一段漫长历史的现代终结点而出现）和谱系性（它同时也是对隐藏在可谓“灵性需要”背后的“投射”进行解构的结果）的视角，从而赋予它新的意义”。通俗的理解就是，尼采不仅宣布了“上帝之死”，更是试图彻底砸碎了与“上帝”处于同一谱系的任何一种所谓的“终极理想”，甚至被认为是“上帝”对立面的启蒙、科学，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等等所有现代性的“幻象”都是尼采“锤子哲学”试图破除的对象。 

尼采以及任何一位被吕克·费希称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包括斯宾洛沙、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等等，似乎都在告诫人们想要过上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当下，而破除一切不切实际的“希望”和“白日梦”，他们都无意有意地实践着但丁的名言：“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这句话被马克思用来形容科学道路上必须具备的品德，那也是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勇气，所以理所当然的也是无产阶级生活的勇气。 

1917年11月，德国被一战的失败浓雾笼罩，年轻人找不到价值的寄托和人生的方向，韦伯为慕尼黑的大学生做了一个关于就业问题的演讲。激动而忧心冲冲的韦伯出口成章，豪情万丈，把一个极其“实际”的问题做成了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他害怕年轻人没有勇气面对即将来临的失败和屈辱，以《学术作为一门志业》为题，告诫所有准备从事学术，以及任何一种其他职业的年轻人，尊重并以宗教般的虔诚承担其价值选择及其责任。在演讲中，对于试图从事或者科学研究的年轻学子，他以与马克思极其相似的口吻直接引用了但丁的名言，“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他们共有的时代背景预设和决定的。我们通常喜欢用“除魅”来形容这个已经到来的时代，这也是吕克·费希讨论“什么是好生活”的时代背景。当一切宗教的、普遍的道德遁入个人的选择时，似乎“好生活”已经丧失了统一的基础，而只取决于个体的选择和坚持。但是吕克?费希说，“唯物主义”哲学家给了我们同样的“幻象”，这是一个悖论，他们否定传统的宗教或者自然“幻象”的同时，也在提供另外一种或隐或显的“幻象”，“唯物主义将我们带回自我标榜能使人类摆脱的宗教上。它表现出对他治同样的热忱，对根本基础同样的兴致，以及将人类智慧根植于某种智慧不可企及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根本的他性上；关于永恒、绝对和万能的现实的他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幻觉，尼采之永恒轮回的衡量标准，韦伯的民族主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证，无一例外。 

列奥·施特劳斯说，这些染上“虚无主义”疾病的社会科学家试图站在现代性角度反对现代性，这就像利用双手抓住身体试图让自己脱离地面，注定要失败。寻求真正的幸福和好生活就必须跳出现代性的局限，他主张回到古代世界。在公元前402年的一次聚会上，苏格拉底让人大跌眼镜说，皮条客的技艺就能让生活更好。他把一种看起来并怎么体面的生活方式，放在了过上“好生活”的范畴之内，这是苏格拉底式的诡辩，但也是古人对于“好生活”的一般观念，同时也正是柏拉图《理想国》所在在强调的“正义”，即让每一个人在正确的位置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好的生活。看起来不体面的生活和看起来光彩的生活在“宇宙秩序”中都有其确切的位置，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定位和把持一个度。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好生活就是和“宇宙秩序”的和谐共处。 

习惯于价值虚空的现代人很难再对古人眼里的“神”或者“宇宙秩序”再抱有任何幻想，人们乐观地相信理性设计的“人为秩序”，而不是任何外在的上帝和自然力量。“除魅”和现代民主生活给了人们另外一种“盲信”，那就是人们相信自己能够管控自己。但现实是否真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呢？这个世界真是人们能自我掌控的吗？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让人们再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幻灭，由人类的理性和科学造就的“第二现代性”是一个随时充满了魅惑和风险的世界，个人从“上帝”和“自然”的魅惑中摆脱，之后又迅速重新进入另一个新的未知的“人造世界”。 

现代世界漫无边际的“ 人为秩序”能让任何自信的理性个体绝望，即使最强大的社会科学也无法解开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描述的“魅惑”。和大多数强调世界“除魅”的哲学家不同，吕克·费希更加客观地承认这一点，“神秘性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现实世界从不完全透明地呈予我们，或者被我们完全掌握” 。最终，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得承认某种“内在先验”原则的存在。在承认现代世界世俗化的同时，作者主张一种内省的，尊重他人而不排除自己， 与“ 人为秩序” 和谐共处的生活原则， 这就是作者所谓的“‘人-神’中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也是对如何过上好生活，或者说现代社会中怎样过上好生活的最终结论。 

这个结论无法让人满意，不仅因为作者没有描画和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更是因为作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作者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抛弃，到揭露“唯物主义”的虚幻，似乎仅仅是在两者之间做了一个调和，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调和，是一个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调和，这会是未来的好生活吗？如果承认说，什么是好生活是一个危险的问题，那么是否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没有任何危险的答案也注定是微不足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