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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链教授在对这部自传的推荐辞里总结说,“科尔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曾翻译成中文,他的理论和观点是中国经济学人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所熟知的,也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的确,科尔奈的深刻影响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全程。吴敬链教授同他的交往始于1981年,交往的核心就是如何认清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科尔奈在为吴敬链教授祝八十寿辰的致词里说,“我们相识很久,友谊深厚。我们初次见面大概30年前,即1981年夏国际经济学会在雅典举行的有关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上。”
在那次会上,科尔奈与苏联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对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性质发生争论,“但吴敬琏教授却站在了我这一边,详细解释了中央管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系统性缺陷。除了这次公开的讨论外,我们还在酒店进行了促膝长谈。而这正是我们长久友谊的开端。”
早在中国改革初期的1985年,科尔奈就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等,一同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访问,在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当时具体策划邀请科尔奈的,是时任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的林重庚先生。
二十五年后,他如此回顾(林,2009)“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 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据他介绍,自从1984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后,1985 年初,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的问题。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科尔奈作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专家”应邀出席,向中国经济学家“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在世行与体改委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在1985年9 月召开。8 月31 日,时任中国总理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国专家。9 月2 日到9日会议在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上召开。
在“巴山轮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首次从科尔奈那里了解了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深层任务。科尔奈也介绍了关于行政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的两种类型经济协调机制,指出有效的改革应当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目标模式。(详细分析见《社会主义体制》)。
中方参与“巴山轮会议”的经济学家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童大林、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郭树清、楼继伟等(林重庚,2009)。“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对中国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事件。从此,在“1985年前后中国所掀起的科尔奈热和《短缺经济学》热。当时,在青年经济学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赵人伟,2009)。
1986 年,中文版《短缺经济学》面世;销量达到十万册,并于1998 年再版。这本书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早期的主要理论读物,多数主要大学的经济系曾经将其列为教材。在这之后,包括《短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体制》在内,科尔奈在中国至少出版了八本著作。
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参加《短缺经济学》中文版第二版的新书出版发布会,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再次直接交流。记得他访华归来时,谈起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就的深刻印象,同时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深刻忧虑。
科尔奈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时决定,2005年1月在香港科大举办IEA圆桌会议,中心议题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与越南的改革。科尔奈将此次IEA圆桌会议学术组织工作交给钱颖一负责,其他组织工作交给当时任教于香港科大的李稻葵负责。
这是一次该领域的学术盛会,许多国际间的主要学者在会上发表论文。这同时又是十几年后他第一次与自己过去在哈佛的中国学生集体团聚。2006年在布达佩斯见到他时,他把我领到书店,很骄傲地翻看收入这本自传的他和他的中国学生的相片——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和我在香港科大的合影。
科尔奈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问题的深入洞察力使得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把他的著作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文献。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也成为科尔奈的朋友。例如,帕金斯(Dwight Perkins),诺顿(Barry Naughton)等。
中国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世界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变,科尔奈对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一贯影响却毫无减弱。中文版《思想的力量》出版在香港,而且才刚刚出版,因此仅仅少数人有幸先睹为快。尽管如此,有幸先睹为快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反应之强烈,与“巴山轮”时期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
2009年9月初,社科院经济所举办了一场关于科尔奈教授自传《思想的力量》的读书会,会议由副所长朱玲教授主持,所长、副所长等行政领导全数出席,前所长赵人伟教授做主题讲演,前副所长冒天启和前《经济研究》主编唐宗昆评论。
在会上,赵人伟教授全面评述了《思想的力量》的作者的学术追求经历,并专门论及作者的人品和道德。他指出,到今天为止,中国也未能过渡到当年科尔奈在“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目标的模式。
冒天启教授总结了三条学习科尔奈的经验:浏览、深读和参考。浏览这部《思想的力量》,把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历史轨迹;深读《社会主义体制》,因为《短缺经济学》是作者自己在自传中坦诚不满意的,是在自我限制下写成的,要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唯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理解集权计划经济为什么注定失败。
唐宗焜教授谈到,1985年科尔奈教授作为中国国有企业讨论的顾问之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的文章。文章到今天已经过去20多年,中国完全进入如此状态,一方面国有企业水平依赖市场,另一方面严重垂直依赖政府,现在中国是“官进民退”的体制,是过于依赖官僚协调机制的体制,这对市场力量是巨大打击。
在一篇采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中,记者写道:“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正中间并不宽大的办公桌,最右边一摞材料上放着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中广网北京9月23日消息(记者冯雅)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感谢肖梦和程明霞对撰写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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