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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特原本计划用5年时间写就五卷著作。在写作第一卷——现在我们眼前这本《东方的遗产》（1935年）时，他用了6年时间进行了两次环球旅行，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到甘地和蒋介石结束，共计1049页，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在序言中，他这样解释他的目的和方法： 

大约20年前，年少轻狂的我，给自己布置了写就一部文明史的任务。我把完成这本书时所经过的煎熬和考验看作是一种有着痛苦过程和快乐结局的使命。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是由无数天才和默默无闻的劳动所造就的。我将以编年史的方式，讲述人类在发明上的进步、在宗教上的理想、道德和礼仪的嬗变、文学名著和科学成果，哲学智慧和艺术成就，以及社会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和政府实施的各种政策；同时考虑到某些具体事件，我也会试着去解释它们的原因、性质和作用。我愿尽我的绵力在有限的空间里，将我的所知倾囊相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不需要告诉我，我有多么荒谬、多么自以为是。事实上，我多年的努力带来的，只是我原本渴望的成果的五分之一。当然，即使有人肯为此付出终生的努力，也没有哪个人的智慧，足以胜任这项任务。任何一个承担这项任务的人注定将犯下许多错误；有时为了看清事情的全貌，我们难免将冲动置于理性之上，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调和及谅解在历史中身影和在科学中一样，总是一闪而过。 

一直以来，我们用纵向的方法把历史分开书写——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音乐史、艺术史，我以为这样对待人类的经历是不完整和不公正的。书写历史应该既注重直接叙述，也重视间接描写，在综述的基础上附有深入分析。理想的历史编撰所寻求的，是从各方面综合描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制度、历程和道路。的确，日积月累的知识已经不自觉地将历史分隔开来。以自然科学为例，假如认真的细分，会有很多相对独立的专业。“专家们”通常都会避免用这种“全面”的视角观察人类的物质文明和行为轨迹，因为错误的机率和观察涉及范围的广度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只考虑到“全面”的人，都将是专家们乐于瞄准、进行批判的悲惨目标。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第五王朝时期，《普塔霍特普教谕》里曾写到过，“对事事都发表议论有多愚蠢？想象一下，在一场辩论中，世人皆为你的反方。”《世界文明史》将要分享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历史哲学、这种一厢情愿的荒唐愿景——将希望寄予对一个时间碎片的详细描写，并企图用这种描写来复原历史的整体面貌。在学术上，这可能只是个连必要的借口都找不到的不必要的冒险，最后至多落个“勇敢的愚蠢”的评语，但多年以来也正是这种尚未可知的冒险，引诱着那些年轻鲁莽的灵魂前赴后继、深入其中。 

大家总是对一些事情存有争议，担心被偏见影响。这些争议和担心从不因杜兰特而生，自然也不会因为杜兰特而止。我们的作者曾尝试着消解人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在第六卷《宗教改革》的序言中，他写道： 

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同时也很棘手的问题。我试图做到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存在争议，甚或被解读为挑衅。无疑，一个人的经历会给他所有的行为染上不可磨灭个人色彩。在我看来，实有必要告知读者如下事实，我是由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带大的，我大部分的教育得益于13年间基督教长老会宽容的新教徒培养，善意的修女和神父，耐心的忍受了我青少年时期的鲁莽冲动，而我保留着某种世俗人的“感恩”；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从最开始我的许多的最忠实的听众正是来自于该长老教会的犹太人，正是这些人敞开了他们的心灵，启发了我的新见解，因此，跟其他任何人相比，我的偏见显然更缺乏借口。其实，我们都是黑暗中的碎片寻求着阳光温暖。最终，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从不比街头的顽童懂得更多。 

杜兰特如同被诅咒的西西弗斯般，推着他沉重的历史卷册的爬上学识的高山攀至出版的顶峰，之后他必须再从重新来过，就这样每5年一次，周而复始，直到全11卷《世界文明史》完成为止，他将会一直沉溺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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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杜兰特是个有着明亮的眼睛、茂密的头发、打扮干净整齐的男人。即使那些跟他并非熟识的人，也从不吝于称赞他。杜兰特体现了两个品质，一直以来，他认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价值观的哲学家，称不上一个完整的哲学，因此，他始终坚持用理解与宽容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 

他从未有试图将自己的声誉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上，而是他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想法，这样他就可以对他们的弱点和任性更宽容。当两个窃贼在他洛杉矶的家中窃取珠宝、储蓄和债券被警方拘捕后，杜兰特拒绝起诉，并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获得自由。再一次，他的“宽容”证明了自己。  

杜兰特对妻子Ariel的爱，如同能够抵抗时间流逝般逐日愈深。1981年，96岁高龄的杜兰特因心脏问题被送往医院，Ariel觉得这次杜兰特恐怕不会再回到自己身边了，随即停止了进食。几天后，在得知爱妻死讯的同时，杜兰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洛杉矶墓一个小公墓里，他们埋葬在彼此身旁，从此永不分离。  

不同于那些与世隔绝的经院式学者，杜兰特的满足从不止于伏案写作，他一直努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更多人，实际上，他也尽力落实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他为美国的劳动阶层争取同工同酬，同时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公平的工作条件。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杜兰特甚至起草了《相互依赖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宣言中号召： 

人的尊严和体面以及保有尊严和体面的权利，并不因种族、肤色、信仰而有所区别；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阻止因这些差异而产生的仇恨，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都可以文明的生活...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相互容忍是自由的代价。  

杜兰特在种族平等方面向来奉行不待，这项声明亦列入了1945年10月1日的美国国会记录。  

众所周知，1968年，杜兰特和他的妻子Ariel（自从第七卷《理性时代》后，Ariel成了杜兰特的合著者）因《卢梭与大革命》（第十卷）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 。多年以来，作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兰特声誉日隆，他的著作累计销量超过1700万册，是各界人士所钟爱的案头读本。 

杜兰特一直强调自己是为普通人而写作，不是追求学术上的成就，然而他的读者（或朋友）却包括：圣雄甘地、萧伯纳、罗素和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律师的克劳伦斯·丹诺。 

杜兰特曾经这么说，“如果有时间可以慢下来，没什么事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时间不可能慢下来，所我们只能紧紧跟着它。”然而，即使是从未停止运行的时间，恐怕也无法用50年征服110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