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文 低碳是个潮流，但现在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拉闸限电”，又有谁能给出更好的药方？

河北安平在爆出“限电减排”后不久就开新闻通报会澄清居民无差别限电的说法有误。事实上，在新闻通报会辟谣的同时安平县内居民区仍旧处于间歇性供电状态，哪怕像医院之类的公共服务机构也难以自给。减排减到户均耗电量最小的百姓头上，实乃“低碳减排”与GDP至上矛盾下“东边要亮，西边只能不亮”的无奈之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安平模式把单位的也落实到家庭头上了，须知减排有硬指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拉闸限电都是实现指标的手段。我国资源现状是煤多油少，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任务困境重重。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到了七成以上，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这一数字还将上升。倘若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不从根本上转型，除非科技手段得到大幅进步，不然到2020年要完成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至45%需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 在生态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特别是针对那些高能耗的“高碳”产业落下了降耗减排的组合拳，作为一个一机械类、原材料出口大国只有将3 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才是唯一出路。尽管从进入21世纪伊始我国就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课题，但是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想要在短期内有大的改观并不现实。我们坚持在工业领域科技转型的同时，能否在短期内减少资源的非生产消耗，做好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工作乃是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安平模式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它注定失败。 

倘若产业升级淘汰站在政绩GDP的对立面，那么右手剁左手无疑是一场悲剧；“拉闸限电”却是灵丹妙药，经济形势继续飘红，低碳配额却丝毫未增。正如“人口红利”帮助我们低附加值的粗放型产业傲视全球一般，对电力供应进行计划配给来帮助高能耗企业度过转型阵痛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实际上，所有批评安平县政府限电政策的人，都漠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即在于宏观调控才是我们的主旋律。 

只是如同今天“人口红利”走向末路一样，在讲究契约精神的今天以国家需要为名的限电断电与同样以国家需要为名的土地强拆毫无二致，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造火药桶”。牺牲环境资源的GDP不能要，牺牲民众幸福的GDP更不能要。如何满足百姓不断高涨的社会经济需求，同时使经济形势免于陷入滞胀？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与其在两者之间做出“你死我活”的零和决定，还不如勒紧裤腰带、打个时间差，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损耗方是“节约型社会”之真谛。不要小看这种损耗是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光看公务员的公务浪费就够触目惊心的。公车油耗、公务电耗一直以来都为社会所诟病，这样的消耗、浪费对我们的低碳进程产生了大量不利影响。公车问题更是位列“三公问题”之中，据统计，我国所有的公车达350万辆，每年耗资3000亿元，这个数字近乎2009年医疗卫生投入所需1600亿的两倍！真的有那么多公务要“开”吗？据大河网报道：2008年郑州公务车单车百公里平均油耗14.45升，而私家车百公里平均油耗不到10升。社会其他运营车辆每万公里的运行成本为8215元，党政机关则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使用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营成本仅为公车的13％左右。比较日常生活用油，这公务忙的也太离谱了。社会上流传，公车是领导及其家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公务活动占1／3。这样的论断也许有失偏颇，但反映了群众不满，也说明我们这样一个石油进口国在遏止战略资源浪费，推进低碳节约型社会方面大有可为。实际上，公车对于加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难度，拖“低碳”后腿并不只是在使用环节上的蹭车、蹭油现象；很多时候一开始购车的环节就是彻头彻尾的“高碳”。低碳时代公务用车应起表率作用“以艰苦奋斗为荣”，但像丰田霸道、陆地巡洋舰这样的高耗油的豪华车却经常挂上公车牌照。重庆网友曝光重庆九龙坡区“公车采购清单”，清单中列出了约400辆车，其中包括奥迪、别克等豪华车；东北网友曝光满洲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拥有多台豪华越野车，据统计每月光烧油就要花掉十多万元。局长座驾为陆地巡洋舰4700、每位副局长配一台丰田霸道，连车牌号都贴了出来。可见当全国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而努力时，“红领”们一些奢侈浪费的举动给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效应按了减号。 

而公务电耗则很隐蔽，隐藏在日常公务不被群众所知。在节能减排这场攻坚战中，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高耗能的问题却像是在“消极抗战”，等着老百姓这样的杂牌军向前冲。据统计，我国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总面积不足城镇建筑总面积的4％，但年耗电量却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22%以上，每平方米年耗电量是普通居民住宅的10一20倍，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同类建筑的1．5～2倍。难道政府如此用电完全是办公需要吗？大连市统计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用电量最大的建筑物达到了75．45kWh／m2，单位面积年用电量最小的建筑物仅为44．09kWh／m2，前者是后者的1．7倍。福州市统计抽查的18幢大型办公建筑的能耗介于34。125 kWll／(m2·a)之间．能耗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2．7倍。可见同是政府办公建筑，彼此之间的用电差额也是十分巨大。除去一小部分单位因为工作性质确实需要额外用电外，更多的单位则是在“白用白不用”的心态下搭了个“顺风电”。 

公务员本身的高碳浪费就已如无底洞一般了，更加可怕的是这种事不关己的思维模式成了改革的一大障碍，温总理在深圳的讲话犹在耳畔。缺乏监督、行政不透明的做事风格实在难以切合“改革”的题中意、更难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低碳”不止是一种转型更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试问倘若安平县的百姓得以成为节能减排的监督者，又怎会连开一个冰箱都得掐表算算多少时间呢？节能减排不能走向“与民争利”，更不能走向“执政为民”的对立面，倘若开支如此之大的公务员群体都还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悠哉哉，而老百姓却“一夜回到原始社会”的话，那“造火药桶”就真的成了节能减排带来的唯一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