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遗产

　　12月25日，美国政治思想界名流塞缪尔·亨廷顿辞世。而在如今这个世界上，他在20世纪九十年代赖以博得盛名的 “文明冲突论”，似乎仍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佐证。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的“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界”一语最为骇人，也最为招人非议。而在学者们尚忙于激辩之时，真实的流血又已发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重演了长期循环往复的悲剧一幕，但这场悲剧真正刺眼的场景，是双方覆盖己方死亡者的裹尸布——一方是绿色的旗帜，另一方是以白色为背景的蓝色六芒星。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象征文明冲突的东西的话，也许这就是最准确的代表。

巴以之争似乎正在成为冷战之后“文明冲突”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两股原本为争夺土地、资源和生活空间而争斗的、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带上“前现代性”的族群、文化与宗教冲突的色彩。而在全球化之风劲吹的世界之外，似乎还有越来越多的激进思想在从战乱的灰烬中涌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从苏伊士运河到中亚、从哈萨克北部到阿拉伯海的地区称为 “全球巴尔干”，有人则喜欢划出一片更大的地域，称之为“全球裂缝”。不论称呼如何，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基于物质利益的争斗是可以妥协的，从而使争斗双方可以并存，而基于世界观、宗教甚至末世论的争斗则难以在理性的基础上解决。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亨廷顿生前曾强调，他的学说只是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指出的一种范式，一种对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对冲突的鼓励。人们不难从21世纪开始以来的诸多历史事件中为“文明冲突论”找到例证，甚至可以说9·11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先见之明。但另一种可能是，亨廷顿的学说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它为潜伏的思潮提供表达的话语，使本已被淡化的族群差异得到强调，为现存的行为提供了某种近乎 “先验”的“合法性”，使文明冲突本身产生了自我强化的效果。正如布热津斯基对这一学说所做的评论：“几年间，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冲突成了广为接受的对全球现实的判断，而那在1990年时似乎还是天方夜谭。”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亨廷顿的政治影响似乎无意之间超过了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福山似乎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传统，他带有一种热情洋溢的进步论色彩，而亨廷顿的格调则是阴冷的、带有悲观意味的，彷佛20世纪意识形态狂热的时代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世界并没有进步，而是又即将回到那不堪回首的、族群之间必然刀剑相向的旧年月。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叛逆的见解，但这种叛逆下面隐藏的是亨廷顿深深的保守倾向。他讽刺那些“几乎不需要民族忠诚、将国家边界视为障碍、将民族国家视为历史的遗物”的“全球精英”。他认为将西方价值观普世化的必然代价是虚伪、双重标准与例外论，又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强调美国国家认同遭遇的挑战，并不避谈敏感的拉美裔移民问题。亨廷顿类似的言论常常近于违反“政治正确”，引发争议，但这种争议正好反映了美国思想界各种倾向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因而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种健康的征兆。

要为“文明冲突论”找出各种反例、加以驳斥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也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但我们需要做的是慎重对待亨廷顿观点所隐含的蕴意：我们必须关注文化与族群性的分歧和裂痕，把这种差别作为理解人类冲突的一种维度，并进而努力去避免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观点与倡导“文明对话”者的观点并无二致，只是后者更为动听一些，但动听并不代表更有见地。

文明冲突并非新事，也无须讳言，自有人类文明起，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未曾中断，甚至有相互毁灭的惨事。但是，人类文明的相互沟通亦未尝中断，而且自近代以来，荷兰的格老秀斯、德国的康德等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许多乐观派知识分子，都在憧憬全球政府与全球治理的前景。我们当然需要亨廷顿这样的悲观论者来提醒我们注意各种现实的困难与问题，但也不应失去积极的动力，努力与世界交融，并从我们自己的文明和发展中去体味宽容与多元化所带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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