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差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孙健芳康怡

　　春节之后，中国经济探底回升的迹象更加明显。延续2008年12月份态势，1月份中国制造业指数（PMI）明显回升，流动性紧缩继续缓解，企业贷款量持续攀高，居民消费依旧火爆，一些行业的存货消化好像开始陆续结束。

就此，很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去年11月是中国经济的低谷，今年将会出现触底反弹。但此说法被另外一些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只是短期的回光返照，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经济刺激计划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长期矛盾。

就此，《经济观察报》采访了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诸建芳、西南证券宏观高级分析师董先安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就目前中国经济是否触底、经济刺激计划的风险以及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探底回升还是回光返照？

经济观察报：在2008年底之前，中国的GDP增长连续6个季度下滑，从 2007年第二季度的年同比13.8%放缓至2008年第四季度的6.8%。但最近很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将在第一个季度出现反弹，最差时刻可能已经过去，您如何看？

汪同三：从现有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业的数字是略有回升，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之我们现在还处于很困难的时期，经济增长、工业增长和出口投资都是历年来最低的。如果统计局把2007年调整成13%的话（1月22日统计局公布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那么一年之内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超过3个多点，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要认真对待。

诸建芳：如果信贷增长能保持持续增长的状态，我们认为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到一种企稳回升的状态。近日公布的PMI指数也体现出一种回升的势态，库存方面也在往下降，从这些数据来看，都显示出一种比较好的现象。但是对未来的趋势，是否能有那么确定，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数据还不够完整，还得再看看。

张斌：这次的触底反弹，我认为是 “回光返照”，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外需的疲软，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从短期来看，外需如果发生较大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确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眼光稍微放长一点，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产能过剩，再加上通胀和库存的积累，而且，长期来看，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董先安：11月份各种经济数据已经很低了，在这个基础上有反弹、回升，是完全正常的现象，现在只是你要确定是不是回光返照还是可持续的，我自己判断是可持续的，原因是目前所出台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可持续的，货币不是一般的宽松，流动性不是一般的充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成本是很低的，只要增量的需求涌现出来，经济恢复指日可待。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08年11月是本轮周期拐点。

经济观察报：如果您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探底回升，未来还会有什么不确定性？如果你认为是回光返照，我们又将如何去回避此问题？

汪同三：2009年中国经济要依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国际的。美国的危机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经济危机了，就等于美国的实体经济要出现危险。第二个看我们自己是否能做的好一点，我们如果自己做的好，那就恢复得快一点。不过，中国就算最悲观预测，也比美国高很多。中国碰到金融危机这只大狗熊，想一点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比别人好点就行。

董先安：中国经济还在大起大落怪圈边缘徘徊，尚未真正走出。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有：1.早期不安全感导致重化工业导向，并采取计划经济的后遗症；2.早期不安全感导致国家大力鼓励出口，猛挣外汇储备；3.不安全感导致政府参与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太强，预算规模过大；4.不安全感导致百姓被动储蓄，以抵御医疗、教育与养老保障匮乏和中低收入人群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低下的风险。5.短期人口数据也不平滑。

张斌：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启动内需,而启动内需的根本问题是老百姓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的问题，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经济就会长期陷入不景气的状态。要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政策是对服务业打破垄断，放松对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的管制，打破垄断，对私营部门开放。第二是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拿出来分红，也可以作为社保。

经济刺激计划的效用

经济观察报：目前对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分歧比较大，其中一类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的话，中国频繁出各类刺激政策会给将来中国经济埋下更大的隐患，但一些人表示，目前经济刺激方案恰到好处，对此您如何看？

汪同三：我们这一次经济下滑是第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第一次是90年，第二次是97、98年，第三次是08、09年，这三次都是因为首先是内部出现的问题，然后又碰到国际上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三次我们采取的措施实际上都有共同之处，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政府支出，但是我们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90年的那一次，我们增加银行信贷，然后国家计委多批投资项目，但是对于这个钱怎么用，投资结构怎么去优化考虑不多，所以93年94年很快出现高通胀。第二次也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此时就注意钱要怎么用了，与90年比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有问题，一是投资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到最终拉动消费需求链条最长。第二，对于消费重视的不够。

而这一次，我们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用比97、98年又进步了，我们不仅要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还考虑直接拉动消费，所以这一次效果肯定会比以前有不少提高，也更加及时。

董先安：我们当时出了这个四万亿之后，我的一篇报告立刻说，四万亿不够，但是你会发现，中央政府立刻就做了灵敏的调整，我认为有两件事情触及了这次调整，第一是四万亿的可执行度有问题，这是地方政府的财力本身有约束。第二个就是四万亿里的就业问题和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政府立刻都意识到了，后来把它分解为各个行业振兴计划里。

所以我们已经尽力在避免98年的那种模式，政府的反应实际上是积极的。当所有问题还没被解决时，大家是很担心的，但是你参与到这个解决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实际上解决的效果还不是很差。

诸建芳：从政策层面来看，第一波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止住经济快速下滑的势头，更大程度的考虑是政策的及时性，从现在公布的一些数据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是非常及时有效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政府还在不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你认为目前各类经济刺激计划中是否存在问题？

汪同三：宏观经济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可能提出一两个政策办一两件事情就能做好的，要各个部门、各个系统、各个地区去做，上到中央，中间到省，底下到县，甚至每一个企业，但是有一条，就是围绕着中央制订的政策，不能够瞎搞。

未来比较大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的力度够不够？如果不够，我们肯定要提高力度。第二是我们这一笔政府开支的结构能不能比较有效的带动就业。第三个是光靠政府的四万亿是绝对不够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动消费？

张斌：我认为现在宏观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还没有正视真正的问题。不能说政策都不好，有些救急的政策是必须的。但是还没有看到真正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政策。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您继续提出政策建议，你认为中国政府政策还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汪同三：中央目前是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应该有三个着力点，第一个是直接扩大消费，刺激消费，第二是间接的刺激消费。第三，从长期来看，则是如何刺激消费。

第一个直接刺激消费，比如说现在家电下乡，农村居民买家用电器政府给补贴13%，还有我们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取消利息税，等都是直接刺激消费。第二间接刺激消费的，就是像民生工业建设，这个是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的。第三，毕竟我们还有大部分的钱用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从长远来看它会增加经济收入，有利于消费，但是从近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的话，我们的投资项目要注意投资结构通过更多的解决就业来扩大消费。

张斌：对于未来的政策，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支出，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居民提高可支配收入。让供给和需求有良好的循环。有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承担，过去积累的产能过剩，现在就需要淘汰掉，否则这将会引起经济的持续不景气。

董先安：可以引入更多的对预算约束机制，对地方的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协调促进机制，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富国，即使像发达国家这样的财政也是有制衡的，没有约束的财政一定是效率低下的财政，中国要走民生路线，一定要对财政有很重要的调整，当然调整是长期的。

诸建芳：第一波政策是为了救急，缺陷是对吸纳就业、解决民生等方面作用相对有限，从未来政策的走向来看，未来更大程度上还是要考虑解决就业和改善民生。

就业和农民工就业问题

经济观察报：最近陈锡文也提到，目前中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您认为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吗？

汪同三：目前你要完全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把他的失业率搞成零，只不过我们现在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我们经济不景气，面临大得多的就业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搞一些，这些措施可以缓解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

董先安：未来，我觉得农民工问题还会维持非常高的失业率。我觉得不要低估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怎么样顺利地让他转移，让他享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这属于制度上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一些报道开始在讲，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采取的措施，如此看来，我们中国农民好像不用回流了？对于农民工就业您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汪同三：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我们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计划经济就存在，改革开放到现在就一直没有解决，那么党的十七大讲的很清楚，要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际过程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会有一些新的特点来表现，比如说就业的问题，首先受影响的是农民工，农民打工收入受到影响以后，会使得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所下降，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我们国内已经注意这件事情，政府已经在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登记一些培训，帮助他们找工作，政府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诸建芳：在未来的政策中，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向这方面倾斜，例如未来的投资项目中要考虑能吸纳更多的就业，尽可能吸纳农民工；另外一部分暂时不能就业的，短期内政府可以出钱，积极的提供各种培训机会，这样等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他们重返岗位的时候，竞争力也增强；还有就是通过小额贷款和税费的减免，鼓励农民工自己就业。

张斌：要解决就业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服务业的开放，另外一个是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更多的培训。对于第二个方面，我有个建议。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政策资金来启动一大笔助学贷款。让农村孩子上学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现在10个农村孩子，6个出去打工，2个上大学，还有2个呆在农村。出去打工的孩子可能是因为上学缺钱的问题政府现在可以保证一点。

同时，我们关注就业，不能仅仅强调就业数量问题，更要强调就业质量问题。就业质量的转换就要靠产业结构的转型，一个是制造业的升级，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提高。

董先安：长期来说,我关心的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平的方案，可以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农民有自由选择权利，到城里去生活，就像其他亚洲经济体一样，像我国台湾、日本、韩国曾经出现过的农村人口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居住，作为市民承担责任，拥有教育、社保等公平待遇。

短期，我还是回到那个思维，中国有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要轻易否定，也不要通过大力地扩张这个比较优势产业出口，把这个问题遗留给外国，要让经济比较正常地去升级换代，政府只能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一天到晚用主动的方法压制或者改变企业发展的方向。不要有乌托邦色彩，要达到水到渠成的一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