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艾未未

刘溜

一

1981年，二十三岁的艾未未只身赴美留学，随身携带的仅有20美元、几件衣裳以及坚决的去意。到首都机场送行的母亲担忧地哭了，说，“未未，在美国过得不好就回来”，但他只撂下一句狠话，“我再也不回来了”。

在当时，去美国留学是近似于叛国投敌的行为，多年后艾未未才得知他的档案中针对留美一事有“加强保密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批语。全国比他更早留美的只有陈逸飞一人。

此前毛泽东过世、“文革”结束，很多人有悲喜交集之感，“很多受过 ‘文革’之苦的人，都觉得好像终于喘了口气”。中国迎来了一个思想活跃时期，“有人就说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只是经济上的富裕，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我们需要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上的民主。那个时候能说这句话已经是很难了”，艾未未说。

不过，那时的政治氛围乍暖还寒。艾未未参与的“星星画展”，未能获准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艺术家们就把画挂到附近公园的栅栏上展出，后来被警方严厉取缔。这让他充满失望和幻灭感，“很绝望，就觉得中国待不住了”。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艾未未经历过三次精神地震，这是第三次。

“从小我就是一个旁观者”，艾未未说。他的第一次精神地震是“文革”之初，他才七八岁，忽然发现家里有了一种恐怖气氛，大人开始交头接耳，说话也怕小孩听见，话经常说半截。然后就看到，“整个街上的人也都用怀疑的、或者说陌生的眼光看着你们家的人，满街都是大字报，全是说的你家里人怎么了，说要砸烂谁的狗头，大字报一百多张的时候，比七九八的艺术展要漂亮多了，用词啊情感啊都是非常义正辞严。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这样呢？”

他的父亲——诗人艾青——是 “文革”中的批斗对象。他们家处于无休止的抄家、混乱和不安全之中，红卫兵随时都会上门，“一脚把门踹开，把所有东西扔一地，把所有书都翻开，信件都拿走，照片一张张看”。门刚关上，另外一群人又踹门而入，再搜一遍，每拨红卫兵都借此向领袖表忠心。

接着，艾未未全家被下放到新疆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荒凉、缺水、一望无际的戈壁生活给艾未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回忆。他记得那儿的一口夏凉冬温的水井，十多年后他回去看过，那口井已经干了。他走很远去拾柴禾，一路上有狼跟随，好容易遇到一个水坑便用军帽把水兜起来，直接喝帽子过滤后的水。

1971年的林彪事件造成了艾未未的第二次精神地震，“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是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主席，忽然有一天说成是叛徒，他跟毛主席从来是同时出现的，是已经写在党章当中的法定接班人，怎么忽然一下会摔死在温都尔罕？这个事件让人觉得，政治是很恐怖的事情”。

艾未未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些纷乱莫测的世事变迁，即便亲眼目睹挨批斗后的父亲咳嗽着弯腰扫大街，他也只是冷静的旁观者，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情绪上的激荡，比如难过或是怜悯。

二

一到美国，艾未未立刻结识了很多小偷。每当他过生日，他的小偷朋友们就偷来好酒请他喝。“在资本主义国家，偷，我觉得那是劫富济贫，是能把资本主义拖垮的渠道，这是我们本来要干的事，后来发现没用。”

后来新上任的一个纽约市长把他的小偷朋友全都抓进监狱。这些人从监狱出来后重操旧业，“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大叫我的名字，我就装着不认识，因为我要表现出一种高雅，他们直摇头，这个中国人他妈的”，艾未未呵呵笑着，语气半真半假。

艾未未学的是艺术，既然可以“翘课”，艾未未便尽情地享受着“翘课”的自由，后果是，他没有拿到学位。

他所住的纽约东村聚集了三教九流，除了小偷外，还有纳粹、光头党，以及嬉皮和朋克各色人等。但他觉得纽约东村是一个“很孤独、非常不浪漫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人，都是心里有事才到纽约待着的，都是互相提防的，谁也不把自己的软肋亮给别人，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他在美国混得并不好，生活非常窘迫。在美十三年，“可以说我什么都做过，我要是女的，肯定会去当妓女”，他说。有段时间他每天去赌场赌上八九个小时，相当于全职工作，当然都是小赌，因为没钱，如此过了整整两年。他经常以高度的热情作画，没几天就把整个屋子都堆满了，搬家时不得不狠心全部扔掉。

经济的紧张尚在其次，最根本的是没有归属感，“从小是旁观者，到了美国后便成了彻底的局外人”。

“我认为我挺颓废，那时候认为颓废是崇高的，现在觉得颓废也不崇高”，所谓颓废就是，“你觉得你离可能性太远的时候，可能会放弃，或者说这个事弄不好，也弄不坏，就折腾啊”。

1993年，由于父亲病重，艾未未灰头土脸地回到久别的北京，仍然不名一文，连学位也没有拿到，“其他的留学生没有像我这样的，邻居亲戚问起来家里人都觉得很没面子”。

三

艾未未小的时候，父亲艾青经常嘲笑他说，“你将来可以做个指导员”。“指导员在部队里也称作政委，就是今天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从小就能够背所有的毛主席语录，看共产党宣言，看了很多政治文章。我想我父亲这样说我，他可能还是看到了我的政治前途的。”艾未未说。

直到现在艾未未也没有当上指导员，不过他认为自己已经在从政了，“只不过是在基层工作，我是打入人民内部，我这样的就是从政”。现在他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师之一，他说他没想过要怎么样成功，他只是凭兴趣和本能做事，“我都是先做了再想，比如我先盖了房子，人家说我是建筑师，后来我参加鸟巢设计，又变成了奥运建筑师”。他说自己对建筑有些厌倦了，对政治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基本上每一两天他就会写一篇博客。

不过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真正的话语权，“我始终认为我个人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个人，就是我的独立性，所以我并不依附于某种权力，无论是政治的，或者是文化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2008年所遭受的打击，当一个北京青年的死讯传来，他的内心极其悲凉，这一次他不再是个旁观者。

之所以敢为别人不敢为之事，他自我分析道，是因为自己爱折腾，生就一种“悲剧性格”和“破坏性天性”，不安于安逸和舒适的生活，“大不了就是一死嘛”。

艾未未对死亡的最早体验是在十来岁，“我父亲那个时候告诉我，他要死了，因为他工作太重了，他打扫厕所，他的疝气很厉害。我那时候每年生病，有时一个晚上会拉二十次，觉得随时要死掉了。当你真正接近死亡的时候，是一种解脱、轻松的感觉，就一点不害怕，你觉得好像在梦里一样，飘起来”。

“我认为死亡不是生命了结，而是另一个境界。”他说，谈论死亡就像排队进影院时谈论电影一样，“灯还没亮起来，电影还没开始，再怎么谈你都是在门外，所以关于死的故事我们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这也是生命美丽的地方。”

四

跟艾未未聊天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他诙谐风趣，时有惊人之语，无论问什么他都不以为忤，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重要，早就活腻了”。你要是打趣他，他会加倍打趣你。他说他是个爱折腾的人，问他怎么个折腾法，他就欲言又止，要跟记者比折腾，“你说一条我说一条”。然后有了如下对话：“我喝酒”，“我也喝”；“我贪吃”，“我这才叫贪吃呢，你看我这身材”；“我自虐”，“我身上疤痕累累”。

艾未未说他不喜欢旅游。他也不喜欢音乐，“我这一生没有自己主动地开过一次音乐，我喜欢人声”。可他照样大谈音乐，包括给左小祖咒的专辑写评论，并自吹“我对音乐的理解很好的”。不听音乐怎么谈音乐呢？艾未未立刻驳道，“人类的性史肯定不是由强奸犯来写的吧？”但也不是处男写的吧？“那完全有可能，性史可以由处男写，但是性经验不能让处男写。”言未毕已笑倒一大片。

强迫他追忆往事，他才多少有些感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是一个无比潦倒的失败者。谈及时事社会问题时，他才一脸严肃，不再插科打诨，句句犀利无比。

然而要真正了解他是非常困难的，他丰富、庞杂，在各个方向狂奔不止，艺术、建筑、政治，接下来也许会是电影；他对生死的体察，对生命意识的把握，也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自以为了悟者。

对于有些人把他视为 “中国的安迪沃霍”，艾未未并不认可。他说，美国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运动，中产阶级都以平民化为荣，而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正在向拉美靠近。而艾未未自己确实以平民化为荣，他从不跟学院气的知识分子来往，“我从来不搭理他们，我从来不参加任何文化讨论会或者开幕式，反正他们去的地儿我是肯定不去的，对我来说，他们去的地儿就是停尸间”。他怀疑那些自视非凡的人，“所有表现出高傲的人，都是本质上的虚弱，无论个人也好，政权也好，所有说‘噢，我不跟你谈话，我不愿意跟你谈最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人的虚弱，没别的，因为人的事就那么点事，没那么复杂”。

他是一个愤怒中年，没有他不敢骂的人，上次他骂过陈丹青软骨头，这次他说，“哦，这不是骂，这是他的特征”。他只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王朔。除了敢说敢骂外，艾未未佩服王朔还有一点，“王朔对自己特别狠，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他又是冷静的，谈及愤慨之事时也是用很理性的分析语气。生活中他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充满了探求的欲望，对农村生活尤有兴趣，对年轻人他满怀好奇和宽容，“爱国没问题的，不关心政治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