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输赢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国际交涉的过程”

欧阳晓红

　　被烙上“受挫”标识的平安富通事件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非典型样本：特殊的金融危机背景，一波三折的国际较量。平安维权路上，充满了不确性。

理论和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但凡一国走向富强，必然要“走出去”。这样，即使失败，至少可以把经验与教训告诉后来者，使之避免弯路与曲折。

“先实践后总结。”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袁增霆看来，开弓便无回头箭，不妨以一颗平常心，以大国自信的姿态去寻找最佳维权解决方案。

低端企业并购高端企业的困惑

经济观察报：抛开目前的金融危机“抄底”一说，有人认为中国贸易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难以维系高速增长之际，恰是发展国际投资之时。正因为如此，近年出现了一系列企业跨境并购活动，包括平安投资富通事件。如何看目前中国企业并购话语权的现状？

袁增霆：尽管与国际贸易相比，或与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市场上的表现可以用“失语”一词来总结，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急功近利地走出去。

这种缺失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企业的能力。显而易见，话语权包括定价权缺失的结果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其他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缺失。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常常会被当作后来者，而被人为地设置障碍，如以前中国移动收购巴基斯坦电信失利、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到美国国会强力阻挠等案例。

不过，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并购环境正在逐渐变好，包括话语权问题，因为国际情势较为混乱，而并购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对于需要救助的国外企业而言，能够被并购比没有买家要强得多。金融危机日益恶化，而非缓解，此种情况下的并购与大环境相契合，符合多方利益。

正如此次危机对中国而言，主动性更多，这体现出一种大国经济，显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能够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甚至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从而争取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妨用一种全球战略性眼光去权衡交易过程中“进与退”的时机。

经济观察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哪些现实问题？

袁增霆：经济理论上，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后来者总是会受到原来市场参与者的阻碍。像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忌讳发展中国家，其过去制定的技术壁垒，不甘心在自身处于困境之时被后来者突破，仍会设置诸多人为的阻挠。

但是大趋势下，对于处于弱势、深陷泥潭的求助企业来说，生存是第一位。虽说存在各种障碍，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总体情况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

其实，这也是过去几十年第一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才会有近来颇为踊跃的并购活动。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缺乏经验。之前能源、原材料等行业的并购均由大公司发起，如中铝、中石油等。这些并购也多有官方支持的背景，包括平安投资富通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参与的官方往往因缺乏经验而可能带来一些责任漏洞。如政府做最后代理人，导致的多重代理关系通常会引起一些道德风险，最终引发并购的失败或者低效率。但这些并非主要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投资方对并购文化的融合程度，对产业走势的研究与判断力。

经济观察报：我们该怎样理解中国企业的实力与国际市场地位？

袁增霆：目前看起来比较被动，这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定价权中国还是主导地位的话，说明我国实力已经很雄厚了，毕竟现在从宏观到微观中国还是新兴发展经济体，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话语权是企业实力、国力、市场化经验共同推动的结果。

此外，完成并购交易并不等于并购的成功。就管理技术而言，主动并购一个企业表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战略方面应胜对方一筹，但我们恰恰没有。从过去几十年来看甚至更长时间来看，世界范围内跨洲际的并购都鲜有成功者，其很大原因是社会文化背景，文化融合的难度很高。这也是低端企业并购高端企业难以避免的问题。

纵观中国企业近期参与国际并购的失败案例，一般是败在自己所处的市场地位上。

大国经济与政府边界

经济观察报：平安富通事件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的支持，包括平安维权也上升至国家维权层面。如何看待国家的角色？

袁增霆：国家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言人，反之，走出去的企业不光是企业个体，也代表国家，企业权益受损等于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政府完全有理由亦应该站出来，帮助企业维护自身权益。

换一种思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国际投资并购。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发挥怎样的地位与作用？现在，是时候思考与行动了。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国家宏观战略考虑，某些时候，可能会自上而下影响企业的决策。如在2007年，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政府鼓励 “走出去”以便资本输出，国内很多跨境大型投资，均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包括QDII的推出等。反观这一时期走出去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怎样处理好政策窗口指导与市场的矛盾？

袁增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尝试海外并购。在各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无需大规模鼓励并购，没必要以一种粗放的方式去并购。并购的前提是先改善好并购环境再出去。

企业最了解真正的情况，政府能做的就是支持企业正确决策，创造好或者说改善并购环境——这可能比较合理，而没必要因为并购时机好，就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推动并购，这样做既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国家。

经济观察报：保监会认为平安富通的主要问题在于富通事件中三国政府的违约以及对方有悖基本的公司治理原则，即如何维护投资者权益的问题，你怎么看？

袁增霆：这是操作细节，很难发现它真正的问题，应该深入了解，包括从大环境去看。因为此类投资属于公司的战略性决策，必然有长期与宏观的通盘考虑。处于特殊经济时期，可能其中会存在很多不可抗拒因素，即使做了风险锁定的安排或许也无济于事。

不过，既然已经实践——“走出去”了，重要的是先实践后总结，目前阶段是将维权进行到底，因为走出去的平安代表国家形象。受到各界关注的平安只是一个典型，也许输赢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国际交涉的过程，中国企业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给后来者提供经验与指引，避免走弯路。

同时，告诉世界你的存在与权益，你也是游戏规则的参与者，甚至制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