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之城与小民之市

　　近来个别城市中，因维持市面秩序而导致城管与小摊贩的争端又起，并不幸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遂令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管理者角色的相关话题再度升温。

在切入城市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这个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城市功能的变迁史。所谓城市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城”与“市”的纠缠史。在这里，管理者拥有权力的官家之城，与被管理者赖以谋生的小民之市，或和谐共荣，或冲突丛生，无不折射出其时其地社会政经势力的起伏变迁。

因城而兴市，因市而设城，自古皆然。有城无市则为枯城，有市无城则为流市。因此，城、市两者，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官家驻防之地，更是小民觅食之所。城与市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城市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官家要靠从小民之市提取的税收来供自己城防和日常行政所需，而小民则靠官家的庇护来获取一个稳定的就业和交易空间。

在几乎整个漫长的前现代时段，官家在城市里往往都满足于维持最基本的治安和在城门口、桥头收取象征性的税收——对他们来说，田赋才是真正大头的收入。因此，他们的身影很少出现于社区和街道中，那里的事务尽可以交由移居城市的乡绅和商家大户来协调管理，自治是其中的主旋律。在道尽中国古代城市富庶景象的 《清明上河图》中，人们即便拿着放大镜也很难发现警察和城管人员的身影，而这也并没有令熙来攘往皆为利谋的万千生民陷入混乱的漩涡。相反，人们在那流动的图景中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自发秩序下的勃勃生机。

在进入近代和现代进程以前，中国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从来没有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格局，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叠加混杂的状态。前店后厂，居家门面两不误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而一条条特色商业街也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城市规划的情形下茁壮成长起来。而其间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割，在同业公会和社区贤达的筹划之下，居然也呈现出一种井井有条的“无政府、有计划”状态。其时官家也无意于通过对“市”的掌控来体现自身的权威，而更多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自我区隔来宣示官民之分际有别，无论是北京的紫禁城，还是成都的满城，还是各地的官衙府邸，都彰显着此一特色，至于此外的空间，则乐得让“万物霜天竞自由”。

毋庸讳言，这种过分原始的社区自治之道，越来越难以应付近现代城市的运转需求。急速扩张的城市，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藩篱，以提供一体化的公共设施服务和秩序管理。此外，近现代大规模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也要求对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行重新区隔，城市分区规划即由此应运而生。

然而，这种管理权的让渡，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福祉的实现，以及对市场自发区划力量的确认和引导。它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进行工厂车间式的规划，更非要求城市居民都变成生产、交换与消费流水线上的工人。为每个个体规定固定的活动空间和范围——这种情形似乎只在计划原教旨主义的年代出现过，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了的管理模式。

眼下，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们如此汲汲于根除流动摊贩和居民的“私搭乱建”，是出于对秩序的热爱，还是源自于面对“无法驾驭”的活泼泼的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恐惧，抑或是因为把城市的整洁面貌与官家的政绩容颜过分挂钩，人们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一个充斥着高尚住宅小区、创业工业园区和高档步行购物街区的城市，想必才是真正的未来之城。可惜的是，如同只有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的躯体才能完全避免细菌的侵害一样，一切正常的有机体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瑕疵，而这些正是证明其生命存在的标志——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住在这样一个了无生趣、充满矫饰的窒息之城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那些秉承“粗”规划与“软”管理精神的城市，才能永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才能让其间的一个个个体流连忘返。在此共渡时艰的时刻，少一些生硬刻板的管制，多开放一些小民谋生的空间，方符合“不折腾”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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