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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3
言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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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我用退出的方式纠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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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渊洁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让儿子郑亚旗退学,自己当老师教孩子;他一个人写一本《童话大王》,坚持了24年。郑渊洁把他的特立独行归结于母亲的遗传和影响,她给郑渊洁讲《独木桥》的故事,从两岁讲到七岁,在儿子心里根植了“我可以与众不同”的种子。

郑渊洁最新的一个举动是高调宣布退出北京作协,理由是受到排挤。2003年作协开代表大会,在网上发的通知而没有联系郑本人,当时不上网的郑渊洁因此错过了这次会议。这是让他萌生退意的开端。之后,他托人向北京作协传递过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回应。他决定通过博客宣布退出。

掀起的轰动效应在郑渊洁的预料之中。

在郑渊洁退出作协的同时,金庸加入了中国作协。两个知名人物的“一进一退”,让作协再次扮演了“围城”的尴尬角色。

“作协有点像足协,很被关注”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你退出北京作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郑渊洁:应该能想到吧。我最早的读者现在都是三四十岁,我接触的媒体从业人员基本都说小时候看我的书长大的。小时候看这个人的东西,他现在还在,以前他不露面,埋头写作,现在露面了,所以很好奇。我从2005年露面到现在,一般有什么动作大家都会有反应。

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年陆续有人退出作协。大家可能也觉得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人退出啊,从上一个到现在,时间拉得太长了,所以我退出一下就轰动了。作协有点像足协,很被关注。

经济观察报:你选择了博客发布这个消息。

郑渊洁:老天爷给了我这个平台,我写了三年(博客),自己很喜欢。《童话大王》也是一个平台,但那是月刊,如果我想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评述,登出来已经过时了。

博客很快。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在首都机场换票,柜台小姐服务不太好,说话很生硬,我就到另一个柜台换了。那天飞机刚好晚点,我拿出电脑把这个事写了上去。飞机还没起飞呢,就过来两个穿制服的,说你是郑先生吗,我们领导看了你提的意见,对你表示感谢,另外还想给你的助手免费升舱。

我当时脱口而出,你们领导不务正业啊,上班看这些东西。这个速度,一般的报纸都达不到。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博客上发表退出作协的消息。

经济观察报:退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什么时候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郑渊洁:2003年就有这想法了。那年作协开代表大会,他们就在网上发了个通知,没跟我直接联系。不过我想,他们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后来见到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高洪波,跟他说了这个事儿,我说你开会肯定能见到北京作协的头儿,你转告他们,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开代表大会不通知我去,我就退出。他把这话转达到了,对方依然不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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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一个月前我就决定了,用博客的方式退出。

我看到我退出后媒体采访北京作协的人,他们说,郑渊洁这几年不一直嚷嚷着要退出吗,这说明他们得到了这个信息,但无所谓,郑渊洁退就退吧。

经济观察报:你托高洪波带话儿,其实是希望他们能改进,你们双方的关系能挽回。打个比方,像男女谈恋爱,我说要分手,其实不是想分,是想对方有所改变。

郑渊洁:对。或者准确说应该是这样:我这两年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个节目,叫《动漫说法》,说的基本是税收。为了主持这个节目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对税收这块到底谁来交,用于哪里很清楚。说白了,我就是觉得作协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如果它花了,那就应该接受你所服务的对象——作家的监督。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以前做得好,现在做得不好了,那我就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你,我通过有效渠道给你传递了信息,希望你有所改正,我之所以希望你改正,是因为我觉得你花了我们纳税的钱。如果你不改,我用退出的方式纠正你。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用退出的方式纠正有用吗?

郑渊洁:我觉得会有点用。如果还是没用,我要是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停止对它财政拨款,停止让它花纳税人的钱。怎么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提这个问题呢?

经济观察报:你给他们提意见,希望对方改进,你认为这是纳税人的责任,但没有得到回馈,是不是也觉得遗憾呢?或者说对于最后退出作协也有些留恋和不舍?

郑渊洁:退出北京作协没有。这么长时间,九年没跟我联系过,我的信箱1990年开始启用,一直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有意不跟我联系。2006年托高洪波带话,也带到了,依然不理。我和北京作协的副主席李青一两年前在人民大会堂还见过一次,彼此也留了电话号码,仍然不理。基本就是暗示我,你走吧,这儿没什么留恋的。

我退出后媒体采访他们,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看,也是毫无情意。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说,我会说,你郑渊洁退出是因为2003年代表大会没开成,那恰恰证明你很在意作协啊。我们工作上有失误,我们确实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向你道歉;第二,我们挽留你。如果这么表态的话,你说会怎样?所有的人都会把分给他们,马上球就踢到郑渊洁这里来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会怎么样呢?

郑渊洁:如果他们真说得这么有人情味,我想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要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真很难办,马上就下不了台。第一句话说得多厉害,说明你在意我们呀,我们挽留你。我会很感动。

经济观察报:你的确很在意吗?

郑渊洁:像现在这样的领导、这样的班子,我是不在意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我为什么没退出中国作协,因为它老跟我有联系,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发个短信,今年年初的时候德国有个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协想让我去。我是不出国的人,所以拒绝了,但我还是谢谢他们,他们想着我嘛。这样的情况我还能退出吗?

“作协的级别在不断地上升,社会对它的评价指数在下降”

经济观察报:你是1981年参加作协的,当时怎么想到要加入?

郑渊洁:他们找的我。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都是他们找的我。那时有两种情况他们会找你,一个是你有点小名气了,另一个是那时作协确实工作得好,他们会看报纸、看刊物,觉得这个人不错,就找了过来。我可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吧。那时人很朴实,不像现在有很多潜规则。

经济观察报:回忆自己20多年作协生涯,作协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和帮助吗?

郑渊洁:开始的时候有。比如说,《童话大王》是1985年创办的,是一个期刊,我打算一个人写这本杂志。当时我在一个杂志社当编辑,作协知道《童话大王》创办的消息后,他们就找我,问我时间够不够,用不用给我请创作假。请创作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不去上班,单位还要发你工资。那时作协去单位请创作假单位还是挺卖账的,感觉像一级政府来请假。作协给我请了几年假,我一开始写《童话大王》压力很大,这个假期对我还是有用的,等我适应了再回单位上班就不怕了。

再有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联系,问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还有对你生活的关心,我儿子满月的时候给我送了一包糖,让我印象很深,那个年代一包糖还是挺奢侈的。当时好像对所有的会员都是这样,会员也少。

随着时间,慢慢就疏远了。作协的级别在不断的上升,级别越高越难打交道,所以我说作协的行政级别太高不利于它工作。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感觉作协这20多年行政地位上升了,但实际地位下降了?

郑渊洁:是下降了。一是整个社会对它的评价指数在下降,负面评价比较多。另外一个原因,以前作家的稿费低,可能确实需要作协的帮助,包括给他工资、请创作假,现在随着稿费的提高,作家对作协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不过,作协如果服务得好的话,是可以弥补的,作家不会排斥它的。

“不能寄望于一个好人当领导,

而应该有监督的机制”

经济观察报:其实,2003年的那件事只是你退出作协的一个表象的理由,更深层的可能是你对作协的机制比较失望。

郑渊洁:对。我和北京作协之间完全是个人恩怨。我和现在的领导,在一个编辑部呆了一年,我跟她没有直接的矛盾,但她跟另一个副主席有点矛盾,在她俩之间我比较倾向那一个,觉得她有点儿没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会让人觉得很个人化,不是体制的东西,但实际上恰好是体制的问题。

作协是纳税人供养的,但却不被人大监督,这是很奇怪的事。它的工作好坏完全取决于一把手怎么样。或者他心胸开阔,或者他小肚鸡肠,他跟哪个人关系好,他跟哪个人关系不好。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没有退出中国作协,有可能是中国作协刚好是不烦我的人当头儿,要是烦我的人当头儿,可能我退出的就是中国作协了。

这就是机制问题,像美国,多坏的人当了总统他都坏不了,不然马上就有人弹劾他。你不能寄望于一个好人当领导,而应该有监督的机制。

经济观察报:具体是什么机制让你失望?

郑渊洁:花纳税人的钱,却不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就这么一句。开人大的时候应该有作协的领导坐到会场里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为什么郑渊洁退出了?我们给你拨了这么多钱,他退出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的钱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打水漂儿了。没有这样的机制吧,那就改革,我觉得作协完全可以不要财政拨款,你气儿也粗了,不会这样被人骂了,我自己弄来的钱怎么啦。

经济观察报:你还说过,没作品的人能当主席,是很让人费解的一件事儿。

郑渊洁:没作品的人当主席少,副主席里有没有作品的,这也挺好笑的,是童话色彩很浓的一件事。如果你是工作人员你可以不当副主席。

经济观察报: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认为作协的存在还有必要吗?如果有必要,你觉得应该以一种什么形式存在?

郑渊洁: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民间团体,还是有必要的,但不要是政府拨款的一个部门。作为民间团体,它可以给作家当文学经纪人,这在国外很普遍,你联络很多出版社,也联络很多作家,给他们牵线,把版税谈高点,从中拿佣金。发现盗版你可以帮忙打,也从中拿佣金。还有可以弄基金会,让企业,比如说生产照相机的企业,你保证在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里出现这个照相机的牌子,企业往基金会放点钱。如果是这样的形式,我觉得可以存在,美国也有作家协会。

我尝试算一笔账,看能不能算出全国的作协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政府的初衷可能是由他们来联络作家,繁荣文学创作,但实际上就没起到这种作用。

经济观察报:把作协改革为民间团体的可能性看起来不算很大?

郑渊洁:那还是要往好里改吧,起码不要我遇到的这种事让别人也遇到吧。还是要改革。但靠作协自己改不太可能,要靠大家的努力,我想主要应该靠纳税人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认为你的退出作协也是一份努力。

郑渊洁:对。当然还可以靠人大代表,他们可以提议案。

“我觉得金庸加入作协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在你退出北京作协的同时,金庸进入中国作协也引起不小的反响。你怎么看金庸的入“围城”?

郑渊洁:我觉得是好事。因为没有什么泰斗级的作家。自从巴金去世后,中国作协就没什么泰斗级作家。我觉得金庸应该当主席,而不是荣誉主席,作协主席应该是大师级人物。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吗?

郑渊洁:是吧,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她给我讲《独木桥》的故事,从我两岁讲到七岁。她在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她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母亲对你影响很大,你在很多场合都会提到她。

郑渊洁:对。我要考大学她能阻拦我,这种妈妈少见。我受她遗传和后天影响,特立独行肯定是有的。我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别人都去干的,我就不去。另外,我碰壁之后我会马上另走一条路,绕过去,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跟你玩了。我一个人办《童话大王》也是这样,有时我拿到一本杂志,看到自己的东西登在上面,别的作家的作品也登在上面,可是我看他们的作品有时是看不上的,凭什么和我的登在一起?人家说不定是因为我的作品好买这本杂志,凭什么我们的稿费一样多,那你就是剥削我嘛。我不跟你玩了,我自己弄一本杂志全登我一个人的东西,这绝对是性格使然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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