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票友章东磐

杜然

　　经济观察报：你父母在当年都是新四军？

章东磐：我父亲说他没见过拿着枪的日本人，但见过日本俘虏。不过他是文工团的团长，没见过也可以理解。母亲17岁的时候离家去当兵打日本。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都惊讶，你的文字好过许多以写字为职业的人。

章东磐：其实我没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可以说没上过。1966年小学五年级，我正式受教育的阶段也就结束了。中学也就上了一年多。文革对我这样一个孩子来讲，是充满喜悦的动乱，每天在街上游荡，不用上课。其实，对于我自己的家庭来讲，那是灾难的开始，因为父亲受到冲击。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就送我一把气枪，等于是从三年级开始，就接受射击训练。打鸟。不能听见鸟叫，一听见它们在外面叫，拿着枪就出去。我家那会儿住复兴门的一个大院里，那么大一院子，基本看不见鸟，全被我给打了。

经济观察报：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

章东磐：王朔他们比我小，他其实是在努着劲儿写比他大的那一波人。中学名义上上了一年多，但基本没有上课。不上学不代表我不看书。理论上家家都没书了，我家就抄走好些书，但学校的图书馆早就被偷光了，书就在大家中间传。文革前的小学教育还真不错，书我基本都能看懂。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扬州评话水浒，写得很好看，作者是一个说书艺人，简直是语言大师，比今天好些个所谓名作家，强太多了。

经济观察报：后来怎么去了故宫博物院？

章东磐：父亲的战友见我太顽皮，就把我和哥一起招到部队去了。在街道上闲逛的那段时间，让我学会纵容自己，像鸟一样生活。后来15岁当兵，学会了服从和守规则，学会了关注细节。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生教义。后来做远征军的田野调查，这段当兵的经历使我在与那些过去的军人聊天时，很容易走进他们的那段经历。19岁转业，记得当时在西城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我们就坐在那儿等一个信封，信封里写着每个人的单位分配。

经济观察报：王朔等来的是白塔寺药店业务员，你等到了故宫的工作？

章东磐：这事儿特巧。我哥跟我同一天当兵，同一天复原，他去了《光明日报》印刷厂，后来又分到编辑部做校对，以后做了编辑，后来成为杨西光的秘书。我分到故宫业务部下面的文物修复厂，学裱画。裱画室就在故宫慈宁花园的北边，大佛堂的南边，我记得是一个四进的院子，清代这里是冷宫。当时这里集中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裱画一流高手，京裱和苏裱师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他们都喜欢我，所以我的裱画手艺不错，哪天我要什么都干不了了，就摆一摊裱画，绝对饿不死。

直接带我的叫孙孝江，后来他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有教授职称的裱画师。那会儿他也才三十多岁。当年故宫的院长吴仲超，也是新四军出身。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院里好多人都没上过大学，大家需要更多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建议老先生给我们办一个大学。结果，人家还真就办了。不过当时政治挂帅，故宫的政治处主任也来讲课，没听两句我站起来就走了，以后就没去了。

吴院长后来做了一件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的事情，他把我从文物修复厂调到了书画组。当时大家都说，业务部是吴院长的左膀右臂，书画组就是吴院长的掌上明珠。我周围全是伟大的专家，比如徐邦达、刘九庵、马子云等等；启功先生那会儿常来故宫，我也得以第一次亲睹先生的风采。每天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我都可以跟那个领域最了不起的专家请教。在书画组的库房，我自己拿着《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的原件看；当时书画组的库房是单独的，是慈禧太后晚期英国人修的。跟着这些巨匠，天天听他们说，虽然好多都听不懂，但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就这样在故宫呆了五年。

经济观察报：等于是念了大学。

章东磐：对。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艺术能有这样的认识，得益于在书画组和修复厂的那五年时间，我相信那五年，比现在任何中国大学本科学到的东西都要多。我当时不用功，用功的话，我会在那个领域做得很好。

经济观察报：后来怎么又成了编辑？

章东磐：文革快结束的时候还在干校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故宫。那会儿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编故宫博物院书画集，牵头的是古典美术编辑室主任王靖宪先生，他每天拿着一灰布口袋来故宫。当时，我每天把当天要拍照的书画，什么《簪花仕女图》、《清明上河图》等等，拿个包袱皮一包，就骑着自行车，从珍宝馆附近的书画库房出来，经过隆宗门、御花园，一直骑到西边，在故宫食堂拐过大佛堂，送到修复厂拍照。那一肩膀，扛着多值钱的宝贝啊。他们拍得慢，我就在旁边看书，王先生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呢，我说《资治通鉴》，他说你看得懂吗，我说努力看吧。我们也常聊那些画。几个月之后，拍照结束了，他问我想去出版社吗，我说做什么，他说做编辑。我吓一跳，就我一小学毕业，编辑是何等神圣的工作。我说想。几个月后，他还真把我调过去了。

王先生是我的恩师。他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而且有极好的学问。文革结束的时候他的年纪也不大。那会儿启功先生蜗居在小承巷，王先生跟他是莫逆之交，常去他家。启功先生私下跟我说，你们王先生学问真的是好。

经济观察报：这等于是你的研究生阶段。

章东磐：我跟两位先生的学问差距太大了，我那点鸡零狗碎的根基，跟他们学不了，所以他们给我的最主要的教育是在人格上——启功先生和王先生在人格上的高贵，今天已经难得一见了。

王先生会发自内心地爱护你。八十年代那会儿我就到处乱跑，西藏什么的，只要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王先生就支持我去。我记得去德格印经院的时候，当时经版库翻修，所有的经版都拿出来了，把屋顶揭开。经版库只有门帘，连窗户都没有，墙上是雍正年间画的壁画。白天的时候，那些三百年前的壁画就展露在阳光下。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得给创作这些壁画的藏族艺术大师跪下。那种宗教艺术的力量强大到你不崇拜都不行。

1992年，人美社把我派到深圳。1985年的时候，我写的剧本得过广电部的一个奖，所以想去深圳挣点钱，以后拍电影。1998年离开人美，跟人合作卫星电话的生意。5万块一台，卖不动，那一年因为洪水，销量起来了，还成了全世界卫星电话的销售冠军。

经济观察报：所以就有钱投资杂志？

章东磐：当时，《山茶》恐怕是国内唯一一本人文地理杂志。那会儿《中国国家地理》还是以自然地理为主。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山茶》的主编，他们说杂志已经持平了，就差一点钱而已。我当时想，一本堪比美国《国家地理》的不朽杂志就要在偏远的云南诞生了，商业上的成功就是举手之劳。只要我及时加入，将来那串熠熠生辉的奠基者名单中就会有我。我深爱上了云南。

后来我的资金链断了，我一个朋友就来接盘，但是那会儿杂志已经开始走样了，后来变成了一本旅游杂志。等再后来时尚集团接手的时候，我虽然还挂着顾问的头衔，但已经完全说不上话了。

之前，我一直没有细读过美国《国家地理》。后来我看到这本杂志的时候，觉得自己当年的思路是对的。《山茶》如果循着那种编辑思想以及选题方针走下去的话，会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

在《山茶》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一是认识了三个人，一个是孙敏，我在这本书里面许多地方都提到她，还有就是云南诗人、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做田野调查的于坚，以及学者郭净；另一个收获就是初步了解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这本杂志当时许多选题的学术标准都是很高的，现在想来真是可惜。

经济观察报：因为这本杂志，才有了这本《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孙敏的那篇《国之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兴趣方向。我和朋友沿着当年中国远征军光复国土的路线，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年，寻找幸存者。这本书里用了不到一百张远征军的图片，其实我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回来了200多张照片。只要是解密的文件，他们都免费开放，下一步我准备把他们收藏的3万多张照片全部扫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