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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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金秋九月，一个名为“凯原法学院2009年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的帖子，在各大学的论坛上广为流传，吸引了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法学学生的关注。

——凯原法学院的宗旨并不是仅仅培养一群工匠，或者为工商社会的律师打造一批金饭碗，而是要培养出一代伟大的法律家。

——我们选出了三位杰出校友作为本院全体师生的楷模，他们是南洋特班的主任蔡元培、学生黄炎培以及曾经在我校任教的法律界第一人王宠惠，分别代表“五四运动”对赛先生、德先生以及罗先生的呼唤，代表尚未完成的国家现代化工程项目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科学、民主以及法治。

——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下一个历史轮回中，你们注定要担当承先启后的重任。但愿你们不要虚掷今后的数年光阴，辜负国家——国与家的前辈——的殷切期待。但愿在下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在六十年之后，你们还能够重新聚集在这里，盘点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民主以及法治方面的辉煌成就。

这些充满了激情与理想的语言唤醒了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在帖子后面留言，其中有感叹，有羡慕，有期盼，也有对文章作者——季卫东的钦佩和敬仰。

近年来，海外学人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国内，一些已经在海外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甚至放弃海外教席回国，季卫东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2008年，季卫东辞别任教近20年的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走进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该校法学院院长。这成为2008年中国法学界的一大新闻，甚至有法学人士预言“中国的法学重心南移”。但是在法学界以外，季卫东的名字少为人知。

1957年季卫东出生于江西南昌市。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高中毕业后季卫东到农村插队下乡。他在江西乐平县临港公社度过了四年光阴，“下乡以前我对农村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到农村以后，感受到农民非常质朴，也很同情他们的某些遭遇。”所以，1979年参加高考时，季卫东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些选择无疑都来自下乡的人生体验，因为在季卫东看来，“新闻和法律正好反映了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的两个重要方向”。

1979年的秋天，季卫东以全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走进了北京大学，成为法律系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活很朴素，但求知欲极旺盛。当时法律专业的书籍还很有限。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著作在校内新华书店极其抢手，饭后到书店转一圈就几乎成为季卫东的必修课。他笑称，“盗版台湾书籍对迅速缩短法学领域的知识时差还是功不可没的”。

1983年，留学美国的机会出现在大学毕业的季卫东面前。但是一直处于蜜月期的中美关系突然遭遇了一股“寒流”，于是季卫东被改派到日本。在日本六年，季卫东潜心学习，最终获得了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时，八十年代刚刚结束。季卫东对八十年代的个人记忆的句点，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海子在接到北大法理专业研究生落榜通知后，曾跟季卫东在未名湖畔漫步谈心。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季卫东不明白，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为什么以那么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

诗人海子选择离开，季卫东则开始了另一条道路。

近代以来，作为东亚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至少两次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大量知识分子聚集在富士山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留学生再次东渡求学。日本在走向民主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的法律制度，成为世界法律知识的百货店。季卫东非常庆幸自己有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

季卫东发现，日本和中国的法学区别很大，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两国都受到了德国法系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也多有相似性，只是日本在学习西方制度方面有很多的变通甚至创造。他领悟到，一个非西方社会可以灵活有效地使用西方的制度。

1990年，季卫东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六年后他升任教授。20世纪90年代是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学术论文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著作接连出版，专著《超近代的法》获得日本法社会学会首届优秀著作嘉奖，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他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他本人也活跃国际学术会议上，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同时它接连在国内顶级社会科学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成为国内法学界在该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内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以及制度实践的启动与展开，例如1993年发表的《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关注。后来“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上升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

从2001年夏天起，季卫东开始在国内媒体发表非学术的文章。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高张主义的旗帜，季卫东说：“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所以，他特别强调公正程序和论争规则，他坚持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围绕“主义”的争论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政治共识。季卫东给《财经》等杂志专栏撰写的文章通俗而隽永，他对现实公共问题发表的见解理性而沉静，但是沉重的现实有时又让他的笔端凝聚着沉痛和悲愤。

法学家许章润先生曾经把近代以来百年间的中国法学家分为五代。第一代是清末变法改制期间登台的法学家，第二代是20世纪20年代以降接受了现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学家，第三代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崛起的法学家，第四代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苏式教育培养的法学家，第五代就是1977年后经由高考入读法律院系、逐渐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五代法学家尽管遭际不同，命运各异，但是推进“现代化法制”，推动中国走上宪政之路是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作为第五代法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季卫东非常敬仰第四代法学家江平先生的道德风骨，他在《法不阿贵方成公器――关于宪政之路与江平先生风骨的随想》中说，虽然他与江平先生并无深交，但是“彼此心意相通”。

这彼此相通的“心意”，也许就是回荡在几代法学家心中的共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