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A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

　 2010年3月21日对于3亿美国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日以220票对211票的结果通过了最终版本医改法案。这项医改案将把医保覆盖率提升至95％，把大约3200万美国居民纳入医保体系，估计未来10年会让美国政府增加9400亿美元开支。实现了数十年历届总统都没做到历史变革的奥巴马总统告诉美国民众：“变革，就该像这样。”

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国务院早在一年前的2009年4月6日就颁布了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宣布未来3年内将投入8500亿元用于医疗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

仔细想来，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大国，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国的医改都首先着眼于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这无论是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角度无疑都是正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两国都采取了扩大政府投入和从政策层面遏制医疗成本过快上涨的措施。

美国的高成本反映在商业医保费用的快速上升，所以由政府出面提供一套医疗保险计划，实现全国保险交换。

中国的高成本则表现为虚高药价，所以政府将花大力气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由此产生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之争至今仍在继续。

另一方面，截至2008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同年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2%。到2030年中国和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将达到惊人的25%和19%。社会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和成本的迅速增长由谁来“埋单”呢？

作为一个医疗健康产业的普通观察者和践行者，我和大家一样困扰于这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静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 正如很多人相信新能源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会最终攻克看似不可逆转的全球气候变化一样，我也坚信创新将是全民平价高质量医疗最终实现不可获缺的要素。由此则不能不反思医疗行业的创新现实。应该说过去全球医疗行业的创新主要单一集中在技术和诊疗手段上。这些技术和手段通常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首先得到应用，然后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并针对当地情况对技术和产品进行微调。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治疗手段日趋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成本的大幅上升。保费、药费和治疗费的上涨可以说只是“病兆”，而非“病根”。

最近流行的“反向创新”是与上述全球化加本土化相反的商业和创新模式。新兴市场是反向创新的沃土：巨大的人口基数、低的人均支付能力和高度离散的渠道形态迫使希望服务这一市场的人们做跳出思维定式的创新。

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NarayanaHrudayalaya胸科医院拥有1000张床位，40位心脏病医生每周完成超过600例手术。而同样拥有1000张床位、中国首屈一指的阜外医院每年也就做8000例左右手术。在收费上NarayanaHrudayalaya医院的开胸手术平均只收取2000美元，远远低于美国2万到10万美元的收费标准，然而它的手术成功率却和美国最好的胸科医院相似，而医院7.7%的利润率又高于美国同行的平均水平6.9%。

NarayanaHrudayalaya医院的核心理念是相信手术量能提高医生的技能，而类似福特流水线的企业化管理方法能够同时保证质和量。这是一个令很多医疗行业数十年从业者震惊的模式，然而它的成功却和它的特异一样活生生摆在我们面前。

这种独特的 “反向创新”思维，就是按照大容量、低成本、高品质的需求研发产品、服务和技术，在发达国家也能找到它惊人的用武之地。

克里夫兰医院（ClevelandClin－ic）是全球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也是全美品质和声誉排名前四名的医院，每年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超过30万病人，年收入近50亿美元。正是在这样一家几乎地位相当于中国协和或301地位的医院，病人在生命最后两年的平均花费为31252美元，是美国很多私立医院的收费的一半还不到。

克里夫兰医院在保证一流医疗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大幅减少医疗开支，依靠的是企业化的管理思路和手段。医院在2007年在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帮助下优化了接诊流程，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从30分钟降到15分钟，也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为此医院各科室都有屏幕实时显示当前病人等待时间。和很多其他美国医院不同，克里夫兰医院按病症而不是临床学科将医院组织分为25个单位，如“充血性心力衰竭室”。这样既利于医生跨学科合作，在实践中也使同样的病症治疗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每个专科医生在协同分工后效率也大大提高，反复大量的训练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如此例子不一而足。

和一味以技术和治疗手段升级换代为目标的 “正向创新”不同，NarayanaHrudayalaya医院和克里夫兰医院的“反向创新”思维从患者的体验和治疗效果出发，定位于服务数量巨大、支付能力有限的普通人群，走出了增加投入、限制价格外的第三条道路：依靠创新解决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这种反向创新思路对于医药产业的投资判断，对于公立医院怎么改革可能都会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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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存重大机会

　　　　NEA目前的投资行业比例是：医药占40%，科技占50%，能源占10%。2009年美国在医疗领域最大的VC退出案例即出自NEA之手，强生以7.85亿美元现金收购了医疗器械的公司Acclarent，NEA赚了3.5亿美元。NEA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布局，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尚处在谷底时已经开始

在中国，政府规划财政投入从之前3年的6200亿元追加到8500亿元，推进和落实未来3年的医改工作，对于投资人来说，无疑意味着很多机会。

中国的医药行业每年保持着20%的增长。未来的5年至10年，美国会有上千亿美元的专利过期药品，这些药不再受到专利的保护，只要通过了FDA批准谁都可以做。在欧美这些成熟的市场，同样面临医疗成本的压力，他们也希望吃到同样效果但更便宜的药，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它会使中国的仿制药到达一个新的台阶。

在此之前，“中国制药”之所以走不出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内的企业并不知道欧美成熟市场的客户和监管机构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无论从生产、工艺、流程等各个环节始终没法对接。

尽管现在还没有出现 “中国的辉瑞”，但相信凭借着政府的医改政策，这样企业的诞生也会在5年或10年内出现。

（本报记者闫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