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开始的。当时国际上甚至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银行业改革压力之大可见一斑。从那时起，国家支付的改革成本也可谓巨大。1998年，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给四大国有银行“送”了2700亿元的资本金；2000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次性接收了四大行1.4万亿元不良贷款；2004年起，国务院向中行和建行外汇储备注资450亿美元，汇金向工行注资150亿元，并鼓励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这还不算期间裁撤人员网点、精简机构过程中给予的税收减免。

2005年建行香港上市，此后中行、工行和交行都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员。改制上市这些年，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风险管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一个信贷部主任或者分行行长就能决定的信贷项目都统一到信贷评审委员会评审，贷款分类、贷款拨备都有了很大提高。在贷款风险拨备方面，五年前不到60%、70%，现在逐步提高到100%、120%甚至150%。

中国银行业资本金的充足率和质量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资本充足率是10%，有的大型银行达到11%、12%。一些中小银行一直保持在13%以上。从今年一季度来看，14家上市银行一季报披露,多数银行实现40%左右的净利增幅。

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中国银行业改革成效卓著。不过，这并不表示，一旦农行上市，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即可宣告结束。就一家现代股份制银行来说，国有银行仍需解决很多治理难题。

在金融风暴来袭时，中国的刺激政策引导着银行吐出巨额信贷，这样的失血不是银行自身能够修复的，经过一轮疯狂房贷之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下降，也由此带动银行业巨额融资潮。投资者无法想象，银行业自身的修复能力和对迅速形成的不良贷款的掌控能力。

而当政府要正视房地产泡沫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银行资金出口的管控，而且很多方式是地方政府一刀切式的直接干预，例如划线规定二套房和三套房的按揭贷款等。

当年银行业改革的最大目的，就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以支持地方项目建设为主要目的，把信贷资产质量放在次要位置，使银行成为支持地方和国企政策工具的那套制度，让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的企业。而当银行要为保增长买单，要为挤掉楼市泡沫接受政府直接的信贷干预时，其企业属性已经被扭曲了，更何况，至今大的国有银行高管也仍然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而非真正的银行家。

这种担忧已经在市场上得到反应。目前中国上市银行估值极低，今年以来虽然经济形势良好，股价却不涨反跌，据东方证券的数据显示，A股上市的14家银行，预计2010年的平均市净率仅为1.73，这个数据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位。

因此，改制上市获得大笔资金后，如何实现好的治理，如何真正像一家商业银行那样思考和行事，对于农行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是对银行的，也是对国有股东乃至政府部门的。如何真正去行政化？在这个命题面前，所有国有银行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