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教授针对汪晖教授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责尚无定论，马上又有网友蒙面指责朱学勤教授的博士论文、成名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涉嫌抄袭。这让大多数读过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学者的著作，甚至声称被他们启蒙过的中国年轻人深受震撼，在网络上感叹“学术理想国的覆灭”。结合起同期正闹得沸沸扬扬的唐骏先生涉嫌学历造假问题，更是让人悲鸣。学术界的道德水准竟然并不比商业世界的道德高到哪里去。

在对待抄袭或作假指责时，处在风口浪尖的这三位公众人士采用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或者，用令人憎恶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角度来说，汪晖先生、朱学勤先生和唐骏先生都采用了自己的“危机公关”手段。

商界明星，同时也应该更熟悉各种“危机公关”的唐骏先生采用的手段是先拒绝置评，随后接受采访公开发表意见，但是这种表态旋即被指责为“狡辩”，在被称为“狡辩”的公开引发进一步的巨大反弹之后，唐骏先生随即又陷入沉默。汪晖先生则在一开始就保持沉默。倒是他在学术上的同道们看不过去，超过80位学者发出了一封联名信给媒体和汪晖先生供职的清华大学，声称对汪晖先生的指责是“令人困惑的、有组织的媒体攻击”，同时“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朱学勤先生的态度和回应最让人称道，他马上宣布自己不会像汪晖那样保持沉默，声称自己会写文章来回应抄袭指责，意识到自辩或许不足，随后又声称自己已经向复旦大学递交调查申请，将问题交由学术机构仲裁，如果被认定抄袭成立，自己将交还博士学位证书以警后人，同时辞去担任的教授和博导职务。

与此同时，在支持汪晖先生的学者联名信和朱学勤先生的回应中，都指责了大众媒体的参与。

“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是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攻击是“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学者的“无端的攻击”，联名信中说；而朱学勤先生则说：“大众传媒应该更多关注当事人和批评者双方的行为反映方式、仲裁机构运行方式等，而不是对学术问题本身充任审判官。”

当然，他们不会否认，他们也需要大众媒体来传递出他们对大众媒体的指责。如若不是大众媒体所施加的压力，也就不会有联名信和回应。甚至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严肃学者在通过大众媒体对抄袭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林毓生先生和余英时先生通过《南方都市报》呼吁“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中国学术界庶几可以走向良性循环”；易中天先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发表于大众媒体的文章表达类似观点；张鸣先生等人也通过大众标题表示支持学术调查。

会有洞悉世事的人跳出来劝告当事诸人，对此种指责不闻不问即可，无需回应，也无需为之感到烦忧。因为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体都有健忘症。他们转瞬就会忘记自己曾如此热烈地讨论和指责过这种智识上的欺诈与不道德。汪晖先生和唐骏先生保持的沉默态度可能也正出于此种心理。当然，像朱学勤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希翼涉嫌抄袭的学者去主动寻求学术机构的调查，显然不现实。沉默者通常只是希望以此来使指责者忘记指责，而不是沉默着去核查自己的被指责之处。

因此，作为“公开与透明”之平台，作为大众媒体，我们在此声称，我们仍然坚持公开与透明的必要。正像易中天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即使是寻求专业学术机构的调查，我们也希望这种调查仍然“公开与透明”在大众媒体之上。我们呼吁涉嫌者都能秉持“公开与透明”的态度。我们向朱学勤先生的开放态度致敬。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坚持作为大众媒体的参与，以保证“公开与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