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驳”风波
本报评论员:崔桥
崔桥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被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包围了。即使不仔细观察也可以轻易发觉,围绕在人们身边的设备从数量和 “聪明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自身。从电脑、扫描仪、数码相机、手机到各种外接或移动设备,在只占人生小部分的清醒时段里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都在通过电子仪器、数码设备之类的“机器”维系着跟周遭世界的联系。在这一切沟通之间,大脑和感觉是最后一座桥梁和屏障。现在,通过一些介入式接驳,电子设备——机器,已经被顺理成章的作为人的眼睛、耳朵、胳膊和腿使用了。尽管这背后肯定有很多不幸的人和经历,但是人类正在把自己的身体分成很多零部件。总有一天,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将这些零部件替换成“如假包换”的电子设备。人、大脑跟机器合为一体的未来已经拉开了帷幕,且必将上演一场“好戏”。 在所有大脑与机器结合进行的治疗中,人工耳蜗最早引起了人们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人工耳蜗是在耳蜗内植入电极、处理器、方向性输入设备及传送装置,声音经过转换、传送、放大、过滤产生电脉冲,当电脉冲被送至相应的电极,就会刺激听觉神经纤维并将声音信息传入大脑,产生听觉。尽管,从1969年至今,已有数十万人通过人工耳蜗恢复听力。然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中,很多聋人却拒绝人工耳蜗植入,因为他们认为“聋”不是一种需要纠正的残疾,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人工耳蜗植入术完全是不必要的。最后人们不得不召开听证会来讨论人工耳蜗存在的伦理问题。 虽然目前尚在试验阶段,但是相对于人工耳蜗引发的争论,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interface,简称BCI)在用于进行肢体残障的介入式治疗中发展的相对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战争中数量众多的爆炸袭击和战争死亡率的降低,使美国士兵和雇佣兵的伤残数量增加。面对受伤士兵的身体的残缺、受伤的心灵和生活的不便,美国国防部拿出大批资金鼓励脑机接口和其他接驳脑神经的介入式治疗。 在大脑控制下的假肢和电子设备,通过解读大脑信号来预测用户下一个行为。计算总有失误、预测也未必总是准确无误,这可能导致很多尴尬甚至危险,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这是用户的错吗?人们可以驾驭很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工具。“脑机接口”的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像所有的医疗措施一样,副作用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早期的刺激试验证明,发送到大脑的电流可能导致性格和行为的改变。未来一段时间里,神经科学的发展仍将与微型电子元器件紧密联系。脑机接口、通过介入性手段直接将电极植入大脑将被更广泛的应用。暂时,作为置身事外的非当事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做为一种美德,坦然的接受远高于谦卑的给予。但是,这却远不足以解决人类、大脑和机器之间的问题。很多人将这些技术带来的介于人格和道德间的问题,视为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和伦理挑战。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忧虑,但是不应该阻止“脑机接口”的进一步研究。“脑机接口”应作为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临床上,已经实现了部分的使用电脑代替人脑行事日常事物了。这是我们庆幸的,机器可以让一些不普通的人重新回到普通人的行列;这也是我们忧心的,因为机器还可以做到更多,以超过我们接受能力和想象力的速度。医学伦理学最终会尊重病人的自主决定,只是现阶段的技术尚未发展到某种值得讨论的程度。 然而,摩擦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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