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MF话语权“秋后再算”

由于实际份额必须与经济地位相匹配，而经济地位将以最近三年平均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标准，鉴于G20峰会已达成2011年1月前完成IMF的份额检查，那么中国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规模将被计算在内。

“那么就看这三年的平均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是不是第三及以上，所以2009年至关重要。”拥有20年IMF工作经历的王建业表示。

IMF：宏观经济政策博弈场所

在王建业眼中，在国际经济领域，所谓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说到底就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表现在财政、货币和汇率等各个方面。而这个博弈的场所，就是IMF。

他表示，从来没有哪个机构云集了如此众多的宏观经济学家。IMF现有的2500个雇员中，有80%左右是宏观经济学家，而这些都是进出各国央行和财政部、经过层层筛选的经济专家。

IMF是唯一一个拥有进入主权国家进行政策磋商和一年一度对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监督特权的组织。这个机制和特权有利于IMF对宏观经济政策经验的积累，对主权国家有借鉴意义。

银监会统计部副巡视员叶燕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尤其肯定IMF金融市场数据监测方面的贡献，他认为IMF还是一个知识性的、学术性质的机构。

“IMF还有资金，位于国际债权人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是最后的贷款人。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取代IMF，虽然曾经一度被边缘化，但现在金融危机了，大家又重新聚焦IMF。”王建业说。

正是拥有资金和出借资金多少，决定了IMF监督的约束力量。

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为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那么IMF的可贷资金将由原来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这样，IMF才更有可能成为危机国家寻求帮助的首要选择。

但是，它真的需要7500亿那么多吗？这5000亿新增加的真的能到位吗？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需要贷款，他们可以自己印钞票，德国和日本不需要，中国更不需要，甚至还可以借钱给别人，小国家们即便需要量也很少。

而资金的到位，除了日本已经签约以外，所有的资金是否到位都还是未定之数。“像美国这种负债国，可能向中国借或者自己印钞票”，王建业分析道，“因此，这仅仅是，一个各国领导人确认IMF重要性的一个姿态。”

中国：话语权何时质变？

中国也越来越认识到IMF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业内资深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唯一可以有效利用的，就是IMF。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天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倡议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

然而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直接决定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所谓“份额”，就是IMF成员国在加入该组织时认缴的资本金。每隔五年，IMF会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一是检查IMF本身流动性是否充裕，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增加份额，另外也兼顾考虑各个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在认为有需要时通过新增份额的分配，使其实际份额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

目前，中国占IMF全部份额的3.72%，分别在美国的17.09%、日本的6.13%、德国的5.99%、英国和法国的4.94%之后。

王建业认为，中国这样的份额人人都知道是不合理的，但是改变投票权和治理结构是零和游戏，你多了别人就少了，这些国家不可能自愿地将自己的份额降下来。最后还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他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IMF执行董事会上，日本的一位执行董事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日本当局要求成为IMF第二大股东”，就获得无争议通过，而那个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日本都是世界第二。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所有在IMF的发达国家成员的经济规模无一例外地在往下降。“我相信我们提高份额没有问题，要求成为第二大股东也快了。”王建业表示。

但日本发展银行总监蜂须贺一世则表示日本当局和金融机构从十年前的经济危机和信用的杠杆化的经验中吸取了经验并帮助日本抵御今天的全球衰退，“当前日本经济比世界想象的要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理智的选择就是要积极参与IMF的活动，利益诉求要通过这样的框架来表达。而未来这个框架是不是存在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改革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未来新的利益制衡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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