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资本监管加压 外管局建言“增兵”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现在实在是忙不过来,有关资本项目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捉襟见肘,整个系统的‘人手’都不够。”9月17日,一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对本报表示。
而据本报了解,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成为当下外管局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外管局的一个课题组建议增加各级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人员编制。
增加人手建议
本报获悉,以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刘光溪为课题组组长的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内控制度建设研究小组》(下称课题组)日前建议,借近期国务院批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央行“三定方案”调整工作之际,适当加大对各级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部门人员配置的倾向,并对上海、北京等业务量较大的外汇管理部门分支机构的设置进行专门研究。
这可能昭示,随着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的推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成为当下外管局工作的重要管理内容。
一位外管局官员认为:“跨境资金流动影响最大的就是其流向、流速、规模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国际收支状况。”
事实上,近期外管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显示资本项目开放路径渐行渐近,如《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资本项目开放趋势明显,无疑又会加大跨境资本监管的压力。
课题组提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必须与履职要求相匹配,认为应适当加大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部门人员的配备,特别是北京、上海业务量大的支机构。
“资本项目业务涉及外债、外商直接投资外汇及境外投资外汇、有价证券等管理 任务重,人手少,确实压力不小,不仅仅资本项目系统领域,其他业务部门也有此情况。”一位外管局人士称。
一位外汇局上海市分局人士认为,多年来我国的资本流动呈现不对称的格局,诸如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实际发生规模不对称,目前主要问题是持续净流入;其次是过去外汇短缺背景下形成的一系列“奖出限入”的外经贸政策仍有惯性,影响资本流入的相关政策比较宽松,而影响资本流出的政策比较严格。
易氏风格
不知是巧合抑或一种刻意安排,外管局的新任局长易纲的到来适逢中国2.13万亿外汇储备保值增值、促进国际收进平衡、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的关键期,尤其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加强跨境资金均衡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
“易局长到任后,形式上局里变化不大,并未出现大的部门人员调整动作,这符合领导静观其变的特征,先观察再发言。”一位外管局人士说。他评价易纲是一位思路开明,市场意识极强的领导。
一位外管局人士称,目前工作基本上一切照旧,业务部门人员未出现任何调整。他说,局里领导在思考,目前变化不大。目前易局长仍处于熟悉了解情况阶段,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路。
另一位外管局官员说,现在还看不出具体的改革创新思路,易纲需要观察总结后,才能发表观点。但他相信,不久待调整想法清晰之后,可能会做出适当的调配。
事实上,或许是有了前任胡晓炼局长打下的良好基础,如外储投资收益盈利,也许新任局长易纲的压力并不如外界猜测的那般大,他异乎寻常的冷静与低调。
日前,易纲在出席一次金砖四国(BRIC)会议期间,面对境外媒体提及如何合理分配外汇储备,以及是否加大对股票或私人股权投资时,也是滴水不漏,未做任何置评。
8月31日,在沈阳市召开的外管局分局长座谈会,是易纲就任以来,第一次召集的全局系统会议,也是首次向公众“亮出”其外管局局长的身份。
此次会议,跨境资金的均衡管理和风险防范被多次提及,还特别提到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管理改革。
沃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卢麒元建议,外管局的机构设置应该独立于央行。其理由是,外管局管理的是国家资产,而非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某种程度上,外管局与央行人事组织关系的一体化,益处不多。因为,外汇资产对调节中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正面作用。
卢麒元认为,外管局的最大作用在于设置外汇资金进出的法律与技术门槛,即设置4、5级以上的风险保障门槛,比如当出现外汇大规模流出、流进时,能够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有紧急预案,应对措施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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