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的巴塞尔变量

于春涛/文 历经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信贷驱动特征。驱动经济，先驱动信贷。调整经济，亦先调整信贷。踏入2010，中国对信贷的调节，前所未有地双剑齐发。一方面，上提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信贷规模进行杠杆调节。 

另一方面，同时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技术水平，部署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Basel II）。新协议是对现有资本监管体系的升级，其核心理念是以资本抵御风险，信贷等银行资产按风险大小作为权重量化出所需资本总量。贷款的风险越高，对其征收的资本金也就越高。预计2010年底至2013年，是新协议在中国银行业上线的高峰期。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已经运作新资本协议的国家，特别是欧盟诸国，萌芽出一些新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分析，笔者认为新协议的实施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些关联点。其中，有两点，尤其应事前警惕、早谋对策： 

（一） 

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西方商业银行加速发展低风险权重业务，向中间业务转移，向收费业务转移。商业银行正由传统的存款和贷款的中介者，转向‘金融服务超市’。后危机的2009年，贷款创造商业银行利润的占比在西方银行界正在下降。中国银行业虽在作类似的尝试，但受我国金融同业市场建设、中间业务规模、收费客户状况等原因的制约，国内银行在实施新协议后，不太可能出现同比西方转向银行贷款占银行总收入占比降至50%以下的情况。国内的可能情况是，新协议实施后，贷款仍将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但银行会倾向低风险权重的贷款品种，以求在一定资本总量的前提下，扩大贷款规模。 

中国经济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贷款流出相对高风险权重的欠发达地区，流入相对低风险权重的大中城市、高增长地区和高增长行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加剧中国经济的现有不平衡现象。  

（二） 

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被誉为信用优良、资本雄厚的国际大投行瞬间分崩离析。国际权威信誉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等，他们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和评级体系因此受到空前质疑。已经严重到被巴塞尔委员会定义为高级法的AMA计量技术,有声音指责其只有20%的成熟度。中国尚没有像穆迪、标准普尔这样的公认外部评级机构，国内银行内部开始实行‘五级分类’等贷款评级体系只有区区十年。外部无可借鉴，内部正在完善。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中国银行业偏好信息透明、披露及时的大中型客户。 

中国经济存在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并一直是近年来力求改善的政策目标。小企业信息不全，面对新资本协议实施，很可能连现有贷款总量比例都会下降。小企业被称作中国经济的生力军，如果新协议实施原文照搬巴塞尔委员会条款，只能加剧我国银行贷款企业规模不平衡的矛盾，即小企业融资难。  

（三） 

新资本协议倡导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引入高端风险技术，应用于银行管理，但其实施本身也有风险。二十年前，新资本协议的前一版本--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在美国等十国集团推行。1989-1993年美国经济萧条，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却仍发现经济增长缓慢。虽然通货膨胀水平下降，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学家发现该国主要银行为在1992年底之前达标第一版资本协议，普遍采取多渠道筹集资本、调整资产结构等措施。影响广泛的花旗银行在1992和1993年未支付股本红利，以求补充资本金。美国银行界的反映造成信贷压缩、流动性紧张，同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意向南辕北辙。   

美国的切肤之痛警示我们，资本监管新规需合拍宏观经济。‘双剑齐发’实际上是在2010年两种并行的资本监管规则。一支箭已经射出：中国当前已经提升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11%。在另一支箭射出之前，中国银行界全行业测算资本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以及相应的信贷规模变化，作用十分重要。从去年年底国内某主要银行的测算来看，新协议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该行所需信用风险资本的减少。但新协议提出了我国现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没有涵盖的新风险类别--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另外，根据欧洲的经验：每家银行的资本要求会因该行业务结构和采取的风险计量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银行界全行业最终的测算结果仍需仔细斟酌。  

（四） 

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三波段的周期特点。即每个经济发展周期依次出现：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三个波段。上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于危机前的08年底，每个波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为一年。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定调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到“促转变”。也就是说，如果在新协议集中上线的2010年底或2011年初，再出现类似09年信贷扩张的局面，将违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从宏观经济视角结合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如果中国银行界全行业出现计量的信用资本放松、信贷扩张的测算结果，选择周期的第一波段--即宏观经济处于‘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期，就会避开新协议自身实施的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银行业信贷存在着冲贷过猛、收贷过紧的左右摇摆现象。引入新资本协议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有利于促进其贷款行为理性化。植根于欧美金融土壤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作必要的修改，必须合拍中国宏观经济。这是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项目成功的关键。  

建议广大宏观经济研究人员，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个看似只着眼风险管理的银行业内新规，密切调节着信贷扩张，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于春涛(Tonny Yu): 独立风险顾问. 91年开始从事金融工作，历任普华永道风险管理经理，毕博（原毕马威咨询部）资金和风险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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