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欧阳晓红 中国未来将受益于资金成本的提升，这使得到2030年中国或占到全球投资额的 25%。

    “我们即将迎来连续30年资本成本持续下降时代的终结。今后30年，随着全球资本变得越来越稀缺，资金成本将变得日益提高。这将给作为全球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带来巨大机会。”麦肯锡全球称。

    3月22日，麦肯锡公司的经济和商业研究部门麦肯锡全球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全球可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与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比，新时代中资本成本会变得很高，数量也将减少。

                                         告别廉价资本

    报告解释，今后20年，由新兴市场主导的全球投资需求的飚升，可能超过全球储蓄意愿。因此，全球资本投资供需缺口可能给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将部分投资排挤出去，并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此外，随着全球储蓄和投资模式的变化，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将可能改变方向，对新的金融媒介和政策干预渠道提出了要求。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提高，日益成为全球最大投资和储蓄来源国的中国，将需要适应这一变化中的全球环境。
    这份名为 《告别廉价资本？全球投资和储蓄长期变化的影响》对为何过去30年利率持续下降给出了全新解释，同时阐述了未来影响利率走势的诸多力量。麦肯锡全球分析了储蓄、资本投资和利率的长期趋势。这份报告还审视了今后20年全球不同增长情景下储蓄和投资模式的变化。

“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实际汇率下跌，资本可及性越来越强的世界中。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资的下降。但在今后20年里，全球投资的蓬勃兴起可能将扭转这一趋势，推动利率上升”。麦肯锡全球总监Richard Dobbs说。Dobbs先生协同领导了这一全球性研究项目。

过去三十年中，资本成本在下降，尽管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讨论得最多的导致利润下跌的因素之中，有一项是“全球大储蓄”。有分析表明，从1970年代到2008年，全球储蓄率(储蓄占GDP的比重)实际是下滑的。

正相反，导致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同期投资率 (投资占全球GDP的比重)的下降。如果1970年代的投资率占了上风的话，这些年中的全球投资总价值就会多出20万亿美元来。这一数字使得其它一些经常被用来解释利率下跌的理论相形见绌。20万亿美元接近该时期亚洲累计往来账户盈余的4倍，也接近超出GDP的货币供应增量的5倍。由于资本需求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利率三十年来持续下跌，从而对全球信贷泡沫的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因素往往被外界所忽视。

中国的准备

但中国无论在投资还是在储蓄领域都明显与其它国家或地区截然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得益于全球贸易份额增长，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水平。虽然各主要发达国家投资率下降，但中国的投资率则从约占1980年GDP的35%提高到了2009年的接近49%。这一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1970年为39.7%)和韩国(1991年为39.9%)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同期内，中国家庭、政府和企业产生的储蓄全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使全国储蓄率升至GDP的53.6%，足够满足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

然而，报告强调，目前全球这个资金廉价又充裕的时代即将发生变化，中国必须为这一变化做好准备。世界正处在下一轮大规模资本投资爆发的初期，而这一次将由新兴市场所引领。除了中国已然很高的投资需求以外，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将日益需求和寻求较大规模的投资。

据此，麦肯锡全球预测，到2020年，全球投资需求可能达到自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以及成熟经济体高增长时代从未见过的水平。在整个亚、非、拉地区，对新的住宅、运输系统、水系统、工厂、办公室、学校、医院和购物中心的需求已经引发投资上的大跃进。全球投资率已经从2002年时占GDP总量20.8%的低点增长到了2008年时23.7%的水平，但随后在2009年经济衰退期内又有所下降。

2030，中国投资或占比25% 

在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多数情景分析中，麦肯锡全球均预测全球投资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到2030年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会超出25%。如果对全球增长的共识预测得以实现，那么全球投资需求会在2030年达到24万亿美元，相比目前水平仅为11万亿(这两个数字都是以2005年不变物价和汇率统计的)。 

“到2030年，单是中国即可占到全球总体新增投资需求的25%，相比美国、印度和日本则分别为17.5%、8%和大约5%。事实上，到2030年，中国的投资将占到全球发达国家总投资的一半以上。”麦肯锡全球称。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全球投资结构将发生变化。成熟经济体的投资大部分用于对其现有固定资产存量进行升级。但是，未来的投资热潮将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为国内和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潜在商机。2008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存量资产国，价值8.2万亿美元。对照中国经济的规模，这些固定资产大约相当于中国2008年GDP的267%，与德国(264%)大致持平，高于美国(220%)。但按人均水平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资本存量价值依然很低。中国的城市资本人均存量仅为6,200美元，而韩国和美国则分别为55,000和94,000美元。这一对比显示，尽管中国投资增长极快，但鉴于中国投资需求规模庞大，中国今后许多年可能继续保持快速投资增长。 

报告称，虽然全球储蓄率2002年以来不断提高，但经研究发现，由于全球经济的几种结构性变化，这种储蓄意愿不可能与今后20年投资需求增长保持同步。如果中国步其它市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后尘，随着国民的日益富裕，其储蓄率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进程将何时开始，但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采取旨在增加消费的政策，因此将减少储蓄。如果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平衡目标，将会使2030年的全球储蓄率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因素 

报告认为，未来另一个影响全球储蓄率的因素将是人口老龄化相关支出。到2030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随着老年人队伍的日益庞大，政府提供医疗保健、退休养老和其它服务的成本将随之上升。所有这些额外消费都将降低全球储蓄率，不是以增加政府赤字的方式，就是以降低家庭和企业储蓄率的方式。虽然中国是新兴国家，但随着老年人口(60岁以上)从2010年的12.3%提高到2030年的23.4%，中国未来还将面临重大的人口结构压力。因此，由于政府储蓄将被日益用于人口老龄化相关支出，中国目前高额的政府储蓄率可能减少。 

麦肯锡全球根据投资预测和对储蓄变化的评估认为，中国的储蓄占GDP比重可能从52.5%减少到大约41%，但依然是资本净出口国。 

但是，由于影响储蓄率的众多因素，估计储蓄行为极其困难和不够精确，甚至可能存在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妥善处理好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国的储蓄规模可能过小，不足以满足较高的投资水平的风险。随着国家的渐趋成熟，有充分的实证显示，来自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信贷可及性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些因素都会降低储蓄率。正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所示，政府在信贷、资产泡沫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方面的抉择，都会加剧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例如，1995-2008年台湾加大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公共计划力度后，本地区家庭储蓄率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下降了大约7个百分点。 

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者将必须谨慎度过金融发展过渡期，以避免可能的陷阱，从而确保中国能充分满足投资需求，同时确保中国的资金分配能力能够上升到全球水准。”报告指出。此外，中国必须继续平衡经济，向更加均衡化的GDP增长方向发展。随着中国单纯GDP规模的扩大，中国必须从对投资和出口拉动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过度依赖向内需拉动式经济转变。否则，由于外部拉动式增长模式的失效，国民投资和储蓄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的巨大风险。 

                                         中国模式生变

今后20年，投资资金需求将可能加大全球储蓄池的竞争，尤其是如果其它新兴国家追求资本密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发达国家补充基础设施和寻求资金为人口老龄化相关支出埋单的话。这种失衡作用将发生在中国可能需要利用其储蓄满足内需，而不是借款给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时候。

到2020年，全球储蓄意愿与投资资金需求将激增。虽然报告并没有预测利率的上升幅度，但它发现如果长期利率回升到1970年代初的平均水平，升幅可能达到大约150个基点。实际长期利率—如10年期债券的实际收益率—甚至在未来5年就可能开始上升。此外，利率上行不太可能只是一次性调整，因为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投资需求与资本供应之间的差距仍将不断扩大。

麦肯锡全球认为，这些发现对中国企业高管、金融机构、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决策者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家都不得不来适应这种资本成本变高而量却变小的局面，而且大多数的储蓄和投资都是在新兴市场上发生的。

报告解释，即使作为储蓄盈余国，由于其国内储蓄率的下降，中国依然将面临提高庞大储蓄池回报率，而不是作为储蓄短缺国贷款人的日益压力。此外，中国将必须谨慎处理盈余储蓄的吸收，将其引导到内需以确保业务和人员的顺利过渡。中国的业务模式也必然发生演变，政府也会为保证这一过渡的顺利进行发挥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对资本的获取可以成为提高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性来源。鉴于全球大部分国家可能出现储蓄赤字，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来源国的地位将更加巩固。”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