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尔街投行模式反思:国内同行不应惧怕创新
9月18日,一场关于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的论坛在北京举行。不仅原定出席的雷曼兄弟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缺席,各大银行、保险公司高管因被紧急召集到监管部门开会也不得不缺席,仅剩下了各路学界专家。
论坛的主题也改变了,反思华尔街金融模式成了与会者热衷新话题。其中,审视轰然倒塌的三大投行模式成为焦点之一。
华尔街的精英们开始反思其投行经营模式,甚至已经有人觉得这代表着一种终结。
“我们似乎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照搬照抄,要么充耳不闻闷头做。”国内一位投行人士称,华尔街投行的兴衰或对年轻的中国投行也带来教训和启发。
华尔街投行模式终结?
就在一年前还不可一世的华尔街投行,如今遭遇了滑铁卢。
158年历史的美林投入美国银行怀抱、94年的雷曼兄弟破产,84年的贝尔斯登突然死亡,似乎见证着华尔街投行模式的消亡,他们致力于交易有价证券以及向商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通过较大比例的杠杆交易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模式收益不再主要源自反复交易,而是大肆举债经营和高风险相结合的产物。
这些年来,华尔街那些曾经回报颇丰的业务已经商品化,其中包括替客户交易和认购债券。投行们设计了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其中最显著的是包装和交易越发奇异的按揭贷款支持的有价证券类型。
“我们和美国的监管者交流,他们很多监管者看不懂他们市场中的金融衍生产品复杂的数学公式。”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在论坛间隙表示。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偏离了银行信贷的基本原则。她说:“信贷过度介入房地产酿成泡沫、不注重基础产品的风险而过度发展衍生品、监管者在对投资者限制杠杆率上有责任,这些才是美国此次危机的根源。”
美国的投资银行历经混业经营、分业经营、佣金自由化、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五个阶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营和盈利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案,放松对金融机构管制,创新业务成为投资银行重要收入来源,形成了盈利模式多元化结构特征。1999年美国放开了混业经营的闸门,投资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新产品及衍生金融工具,实行差异化经营服务,成为资本市场最具创新活力和盈利能力的经营主体。
“新方式正在来临,老办法则已成过往”,贝莱德投资长 RobertDoll对媒体称 :“我认为部分旧有模式已经被破坏,或至少受到周期性的挑战,等到尘埃落定我们要来总结一下。”
私人直接投资公司 LightyearCapital主管DonaldMarron如此反思华尔街模式:“会出现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要兼顾很多不同领域太困难了,公司将会专注于自己的强项。”
一位国内投行人士说,“大而全”的华尔街投行模式未来可能被专业化,但并不一定被规模庞大的机构所取代。
不应惧怕创新
“如果说国外的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的话,那国内的问题则是相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
当华尔街因为过度自由而陷入危机,美国人正在考虑专业化经营和限制过度自由或许应该是改进的方向时,中国的证券公司们还在为突破过度监管的束缚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解决金融压抑,大胆进行金融创新是当务之急。
具体到业务层面,银河证券董事赵险峰认为:“我们国家投资银行盈利模式单一,业务同质化严重。长期以来,经纪业务、自营和承销成为我国证券公司的主流业务。”
数据表明,经纪业务、自营和承销成为我国证券公司的主流业务,占整个经营收入的90%,其中经纪业务占比达55%。
赵险峰同时认为:“以业务创新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将成为我国证券公司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重点。”
他所指的创新业务主要指开展股指期货业务、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等,以及目前只有部分证券公司所有的直接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
李克穆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中,监管的完善程度要跟上。
不过,另一位监管层人士认为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将制约创新业务的发展。
赵险峰指出,绝大多数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还停留在定性化、经验化管理阶段,缺少对风险进行量化的工具、预警机制和完备的数据库系统。美国次贷危机警示我们:金融衍生产品的运作与风险的实时预警控制是关联度极高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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