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实验：从社会公正到空间公正

经纪观察报平刚/文 浙江省宁波市，正经历一场去旧履新的变革，这里的执政者并没有选择拆掉“旧城区”的大破大立的做法，而是决定在东部规划一个新城。

东部新城仍然在建设之中。2005年开始的住房拆迁安置工程，在2007年完工。新城规划受到了业界的注视。2008年5月，东部新城安置住宅获得由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共同发起的“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设计大奖。

东部新城安置住宅项目获得国际大奖，是国际建筑界第一次对中国安置住宅项目的肯定评价，评委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大发展新风貌的充分展现。“获奖作品反映了当今中国日趋精湛的设计和建造。”《建筑实录》主编艾伯特说，“对获奖业主而言，他们在大型综合性项目和单体建筑上所推崇的杰出设计正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商业周刊》国际资深编辑大卫·若克斯认为：“项目的设计在功能性和审美性的双重表现决定了它们的成功。”

空间公正之难

在以往以大规模拆迁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量因为政府行为失去土地的农民，通过得到所谓的现代公寓和经济补偿作为交换。然而，很多这样的社区都位于不利的区位，外观也与一般商品房有所区别。这个问题混合着城乡之间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差异，并可能导致社会对立的紧张情绪。

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低收入群体的保护，被动外迁使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空间资源质量下降，生活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社会网络破坏，从而使各方利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受到难以修复的损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曾将社会公正理论归纳为三派，即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所谓功利主义是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正理论，其代表人物为边沁、马歇尔和庇古等人，其原则依赖于效用，评价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在一个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为最大，而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明显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

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人，他们认为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人们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不能因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多么糟糕。所谓社会公正不过是幻想而已，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法治所定义的正义。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两个原则为基础，第一是每个人都应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是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而且地位和职务应向所有人开放。

在将以上理论消除相互矛盾的影响并投射到空间中去的时候，我们得到以下关于“空间公正”的理念：

1.空间公正和环境综合效应的关系。在一个“空间公正”的环境中，其空间环境所带来的效应总和应该达到最大，包括空间参与、资源匀质、技术共享等方面都维持在一个高度公正的基础上，即人均环境享有度达到最高。

2.空间权益优先。在所有对空间公正有影响的因素中，空间权益应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只有在保证起始权益的基础上，才能使社区住民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至于发展结果是否追求公平则不是主要问题。

3.空间分配和空间开放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要把社区放到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考量，社区空间分配的原则是以不损害整体社会中底层人口的利益为基础，而社区空间也应具有向社会与城市开放的潜力。

宁波新城实验

对于一个有志于提升社会公正的设计师来说，如何安置社会底层人口而不对其“污点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考量。然而事实上，潜意识里的歧视与偏见总是导致不对等的空间推论。宁波新城的设计者DC国际，通过研究权利的空间分配可以尝试在“社会公正”和“空间公正”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1.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

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并非建筑师所能决定，但宁波市政府在新城建设中提出的就地安置原则，首先提供了维护拆迁群体基本利益的前提，保证了其社会资源使用的连续性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也因此给建筑师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可以从空间资源的角度来强化这一利益关怀。

作为空间公正性的一部分，安置区的居民也应该享受到在城市经济学中与其居住规模相匹配的空间资源而与收入无关。设计者要引导这种匀质分配的趋势，使安置区在空间资源的创造和分配上不处于先天的匮乏状态。例如在东部新城安置区的设计中，设计者将社区服务中心的概念扩大化，基于城市中街道和广场的原型，作为给社区居民提供公共生活的媒介。结合现有河道的整治，形成开放的贡献给城市的空间，同时将城市生活引入社区，使安置区不会成为城市中的价值孤岛和滞后生活的场所，并且带来集中的经济效益与设施使用的集约最大化。

2.“去阶级”美学化

事实上，社会对不同阶级享有的美学标准具有潜在的共识，但这也是空间公正性发展的束缚。也许提“阶级”这个词本身就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因此用“群体”来概括可能更为恰当。当该群体被社会偏见定位，其生存环境也几乎在同时被定位，以符合其社会身份。显然，这有悖于公正的原则，因此设计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偏见，为这个低收入的群体提供有助于重塑自信和平等的生活环境。

作为原住民，这里的农民事实上面临着城乡角色的转化，居住的新家意味着在城市生活中定位的开始，同时也是与这个城市相互认同的最重要的一步。对于设计者来说，工作并不是建立新的美学标准，而只是把城市普遍的美学标准在这里运用，最终消解了安置区的特殊性，保证了城市空间的均质和生活的平滑对接。

作为对应的结果，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完全有着高品质社区美学特征的安置小区，错落的建筑布局，几何剥离的建筑体量，明快的组团色彩使这个甚至带有一点点超前色彩的现代住区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进入城市，带着老住户的新家，带着生活发展的平等机会。

3.开放的可防御空间体系

设计概念基于“城市特征”的目的之上，社区并非社区的社区，而是城市的社区，从农村到城市不仅是居住者所处位置的发展必然，而且是真切的生活感受。设计者将城市区域的空间观念引入住区，住区公共空间直接和城市相接，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城市，而通过设置地下车库带来的高差变化将私人空间、住区公共空间和城市空间分离。将居住组团进化为居住岛，适当抬高居住岛的高度，在不封闭的情况下得到具有私密性的居住环境。同时将社区公共空间下沉，将其与穿过社区的城市空间相区分，处于视觉开放和选择性参与的状态。通过并不复杂的人工的地景造型手段社区实现了自我分级，带给原先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一种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体验。

同时，这种开放且可防御的策略保证了小区内公共区域的活力和商业的价值，并增加了城市空间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居民对安全感、归属感和社会地位的认同。

总结一下，事实上设计者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如何将安置区设计得不再像安置区而已。但这种反向思维的方法的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拆迁安置持负面的态度，在很多人眼中，拆迁的结果将导致边缘化和贫富差距的加剧，使原住民丧失参与社会下一轮公平竞争的机会。宁波东部新城安置区引起了西方主流建筑媒体对国内安置区建设的再认识，以及积极评价，对于“拆迁安置”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次虽曲折却很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为DC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首席建筑师）

宁波实验： 从社会公正到空间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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