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比较乐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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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郭宇宽/文 有人告诉我，如果想知道真正的儒家文化是什么，不用看中国现在那些新儒家，而要看从来不把儒家挂在嘴上的茅于轼先生，从他身上才能看到那种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这在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国家，尤其罕见。

最近这次和茅老约聊天，改了三次时间。八十岁的老人，一次是灾后赶去四川，一次是为了和银行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农村小额贷款，一次是要去富平学校。每次他都显得特别不好意思，来信道歉，但他实在没有办法。在八十高龄还像他这样忙碌的人，恐怕不会很多，而他所忙的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情。

最让我吃惊的是，以前有一次去他家，看到茅老正在认真地把各种会议上的文件袋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我问，卖废纸有必要这么仔细吗？他说，不是卖废纸。茅老参加的各种会议上都发装资料的袋子，很多人都随手扔了，他觉得还有用，就每次都搜集起来，富平学校的学员们还能用得上，他每过一段时间就送去一次。以前我还见过七十多岁的茅于轼骑着“二八式”自行车去参加会议，在一群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中颇为扎眼，最近两年他被家人和同事勒令禁止再骑自行车了，但对小额贷款、富平学校这样完全没有个人收益的公益事情，还是亲力亲为。

在这次和他聊天的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内，大约有10个电话打进来，他都非常客气又认真地说，“真对不起，我这里有客人，我们简短一点儿说，一分钟吧。”接下来他会非常简单扼要地和电话那头作一些安排。

在我们交流的时候，茅老的夫人赵女士安静地在一旁倾听，有时茅老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补充，中间两次起身为我的茶杯续水，让我很不好意思。尽管创办了第一家公益家政服务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进城就业找门路，但茅老自己家里没有雇保姆，每天的饭菜都是夫人赵燕玲一手打理。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保姆，茅老说“我太太不愿意指派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分明有些自豪和幸福的表情。

思想与时代的变迁

郭宇宽：你的经历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学工程的，后来怎么开始朝经济学的路子走呢？

茅于轼：我真正系统地接触经济学理论已经很晚了。不过我五十年代初就对运筹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找到一本书，是英文的，里面提到英国人怎么运用运筹学的思维，解决最有效率地发现德国潜艇的问题。这些思想方法对于我考虑的如何在铁路系统节煤、提高调度效率等问题有好处。这大概是我初步接触和经济学有关的领域。

郭宇宽：运筹学似乎最适用于计划经济理论，好像和你现在对市场经济的推崇很不吻合？

茅于轼：运筹学用在宏观经济领域确实是有计划经济特色。做事情就是要有效，不论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计划经济用计划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错了。人都有弱点，人都有私心，计划经济要和人的私心斗，很难成功。我曾经说过，要说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肯定是“上帝独裁制”，他又有同情心，又无私，又全知全能，让他来管理国家肯定最好。但问题是世界上哪里去找个上帝呢？所以还是市场机制更加可靠一点。

郭宇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认识呢？在改革开放以前你就意识到了吗？

茅于轼：改革开放前没有接触什么经济学理论。但现在想起来，我的一些直觉还是对的，这大概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就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看法。比如当时我看到市场上猪肉这么短缺，要排队都买不到。为什么农民养猪赚不到钱、想吃肉的又买不到肉？我就发议论，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这是凭直觉。后来这就成了我的罪状，算是“右派言论”。

郭宇宽：你在那个时候，就对根本的体制产生了怀疑？需要很大勇气吧，很多人是想也不敢想啊。

茅于轼：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开始也觉得新中国什么都好，特别是49年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当时真是特别振奋。当时社会风气也非常好，我们都一心想着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渐渐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当然，有很多话，还是不敢说的。人心也变得特别坏，给逼得彼此检举揭发，人和人都不信任。有一个笑话：“反右”开会的时候，彼此都在找能划为右派的对象，但是碍于面子不好说，有一个人憋不住去撒尿，回来就成了右派。

郭宇宽：你在那段日子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茅于轼：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比较乐观的。最苦的时候，我也想着，这种荒唐的日子总会过去的。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我想，这样搞，所有中国人过得都不幸福，这样的日子不可能长久。那时候上面老是发文件，发的那些文件，看不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追求有什么关系。到“文革”后期，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有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想抓权。也许爱思考的人对政治都是比较敏感的，毛泽东一开始号召红卫兵，我就跟我太太说，刘少奇危险，后来他果然出事了。记得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在铁道部研究室抄材料，听到门口有人哭，我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我材料也不抄了，回家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感受那么深刻。我知道中国要巨变了。

但也有一次真是很凶险，大概1958年的时候，我收到通知，让我准备去东北采石场劳改。我当时特别绝望，如果我去大概就死在那里了。当时我都不敢告诉我太太。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被勾掉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帮的忙，真是感激这样有同情心的好人救了我。当时也不敢问。现在我都想找到这个人，感谢他，但找不到，可能已经不在了。

“文革”后期我已经是“死老虎”，别人也不怎么整我了。我在山西大同的时候，买了一个收音机，当时已经能听到外国广播，但听到的都是些消息，没什么知识。直到八十年代才看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讲得真是透彻，和我“文革”中的一些思考完全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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