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发布日期：2009-03-10

作者：赵人伟

经济观察报赵人伟/文 1985年9月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俗称“巴山轮会议”。“巴山轮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市场经济（当时叫“市场协调”）下的宏观调控以及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市场协调”）问题。与会专家认为，要实现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变，必须在松开国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加强间接调控。

直接控制的特点是对实物资源进行从上到下的行政性直接配置。那么，间接控制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呢？托宾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有三个：一是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二是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三是维持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其中，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是主要的。由于对总供给难以实行集中管理，所以，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是对总需求的调节。以控制总需求为重点的间接调控主要有四种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国际收支。

要实行对经济间接调控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包括：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培育市场体系；实行所有制的多样化；建立健全经济信息和经济监督系统。

其实，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还是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划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

到了1990年代，无论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报告还是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都进一步研讨了如何正确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问题。

沿着这条思路来考察一下我国近三十年来改革的成果是颇有意思的。

第一，在个人产品或私人产品的领域，主要是吃、穿、用领域，已经实现了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交由个人来负责。

第二，在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国防、环保、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则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由国家来负责。

第三，在准公共产品领域，主要是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则应该分别通过市场和政府，换言之，分别由个人和国家来负责。这一领域的难点是如何划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由于这一领域存在着灰色地带，容易发生政府和个人之间互相推诿的问题。我国在1990年代的改革中就发生了把这一领域的责任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的倾向，不妨称之为过度市场化（over-marketization）或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ation）的倾向；最近这些年来，正在纠正这一倾向。但是，界限在哪里，分寸在哪里，则仍然是一个极需探讨的问题。当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些部门、有些领域（尤其是垄断部门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我们目前是处在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政府越位或市场缺位）和市场化过度（不该市场化的已市场化，市场越位或政府缺位）并存的局面。

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把企业从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变成市场的主体，也就是政企分开，在这一点上显然进展缓慢，但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却早早就与市场接轨了。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也同样存在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的情况。

当然，转换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也是不行的。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仅要有政府的干预，而且还要有道德的调节。道德因素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道德因素必将起到更加重要的制约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