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妖魔化孙东东们

评论员张延龙 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因为一篇关于精神病人非自愿医疗问题的访谈出名了，孙教授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迅速招致了各方的口诛笔伐。

孙东东何许人也？据有关报道，此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精神病专业出身，毕业后到安定医院做了一名精神病医生，“一干就是五年”，其后对法律产生兴趣，经过学习“大大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致力于法律与医学的结合——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研究，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

很多关于孙东东的评论认为，“孙东东是精神病”、“孙东东不是个东西”、“应该对孙东东进行问责”，但履历显示，孙教授是一名学者，虽然有着卫生部专家委员的身份，但这也大抵是一项兼职的性质。孙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他有言论自由——你可以反对，但要理性的反对，骂人是不对的。

很多人都有不良嗜好，比如说有人是虐待狂，有人爱舔屁沟，据说有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最大嗜好是闻臭袜子，一日不闻则不能入眠，闻臭袜子是他的自由；闻臭袜子的时候，他想象大家也有相同的嗜好，想象也是他的自由；他写文章，或者接受采访，告诉公众闻臭袜子是一种很好的习惯，有益于身心健康，这种观点的表达也是他的自由。

所以说，不应该过度妖魔化孙东东，让孙东东为上访问题负责任。又比如说孙教授在三鹿奶粉问题发生后说，“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也是他的个人意见，他发表意见是他的自由——退一万步来讲，孙教授就算是每天大喝三鹿，那也是他的个人自由，何况接受采访呢？评论者万万不应该因此而对孙教授进行辱骂。

在各种言论中，类似于孙教授这种被妖魔化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因言获罪”，因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观点被批评，有些是因为从经济学专业谈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从精神病专业谈社会问题。需要指明的是，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很多问题都是制度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某一学术专业，去谈一个具体社会问题，很容易失之偏颇，招致社会怨愤。

比如说导致孙教授出名的上访和精神病问题，当然是事出有因。上访问题大多因基层政府问题而起，在过去，中国基层政权和基层法治建设往往纠缠不清，地方政府违法也是数见不鲜的事情。一定是先有漠视、侵害农民利益的地方政府，后有要争取权利的农民；先有与违法的地方政府沆瀣一气的司法机构，后有农民变成上访者。至于上访演进成为惯例，因循成为沉疴，那也是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问题，非某一个人之过。

中国的农民，历来最善良纯朴，最安于现状。换句话说，是先有把农民逼成孙教授所说的“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基层政府和基层司法机构，后有人开始研究上访与精神病专业这一学术问题；先有地方政府把上访者当做精神病抓起来（此类案例亦数见不鲜），后有孙教授这等学者对这一行为作出合理性解释。时至今日，言论对孙教授其人所非者多，而对背后其后的社会冲突和制度问题视而不见，不亦是搞错了批评的对象么？

至于一向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而又“往往失之偏颇”的孙教授们何以有其生存土壤，成为各种部委专家委员，那也是体制选择了孙东东们，而非孙东东们改变了体制。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挡箭牌”角色，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边角料，自有其历史归处，何苦要过度妖魔化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