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传媒“越位”应先提高司法公信

2009-10-18

杨涛

杨涛/文 针对司法与传媒的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在10月13日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撰文指出，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纵观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存在传媒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等五大方面问题。（《南方都市报》10月14日）

景汉朝副院长所说的“有的报道案件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乱加评论，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存不存在呢？如果不为媒体讳言，我毫不犹豫地说，“存在”。而且，如果按照西方法治国家的标准，这种现象是不为社会和司法所容许的。比如，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价是诚实的，但只要是在法庭审理以前过早地说出了真情，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处罚。丹宁勋爵说，“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必须记住，是法庭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

但是，我还是要比较肯定地说，这一规则在今天的中国“水土不服”，并不是我们的传媒享有“媒体审判”的权力，而是今天并没有这一规则生存的土壤。在经历“许霆案”、“习水公职人员嫖幼案”、“段磊诽谤案”等诸多通过媒体来保障司法公正的案件后，民众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媒体审判”有时可能会干扰司法公正，但没有媒体的积极监督甚至是在判决前的“媒体审判”，司法更加不可能实现公正，“媒体审判”至少在今天是利大于弊。因为，今天的司法公信力已经不容乐观，司法引发的不公随处可见---不管这种司法不公是来自自身的腐败还是来自的权力的干涉与压力。

王琳先生曾说过，今天的司法正跌入“塔西佗陷阱”之中----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曾认识到：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被人民责难。是的，当司法公信不彰，民众只相信通过上访、暴力维权和媒体的炒作才能救自己，保障司法公正审判时，他们会走入一种“路径依赖”，他们拼命地找媒体来报道和评论自身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而众多民众也看惯了司法不公，看惯了在媒体监督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对司法的所有活动，包括审判前的下定性甚至是“媒体审判”都具有正当性----即使在某些案件中，个别媒体确实偏离了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横加指责法官。一些正直的法官和公正的审判背上骂名和媒体的无端压力，恰是司法在“塔西佗陷阱”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审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我并不赞同媒体的越位和“媒体审判”，但是，消除这种现象，特别是“媒体审判”在民众心目中的正当性，却不能光指责媒体的越位和民众无知能做到的，而首先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如果我们司法具有公信力，司法审判能做到公平、公正，司法才能真正来指责“媒体审判”，并引发民众的共鸣，司法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媒体审判”施加处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司法的公信却是每况日下，学界批评的司法行政化、地方化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司法离真正的独立审判还遥遥无期，而司法腐败也显现加剧的状态，司法高官诸如黄松有、张弢落马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如此，司法指责媒体监督是“媒体审判”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和“后现代化”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