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新时代，对亚洲有什么启示(2)

2009-11-05

钱宏

亚盟之路尚远，但各国还得积极准备

在说亚洲一体化之前，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在东方，被称为华夏九洲大地上，也经历了一次“天下大战”，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那是强权消灭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的一次统一。此后，中国还经历了多次这种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或“治乱循环”。历史是一种存在或一种背景，无论悲剧、喜剧或正剧，我相信，中国人2千年来的经验，和欧盟的经验一样，非常值得今日亚洲和世界过于沉湎于经济得失的人们重新总结和评价。

关于亚洲联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各地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区域贸易协定（RTAs）在过去15年中出现了爆炸式扩散的背景下，渐次提上亚洲人议事日程的。然而，即使是热衷于谈论“亚盟”的亚洲人，似乎对于欧洲一体化中的“超主权”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警惕或矜持。

自从欧洲人把“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强迫亚洲各国接受之后，亚洲人于20世纪初开始学会了用“国家主权”的概念，“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每当欧美国家在国家体制、文化传统、外交方略、人权状况、经济模式上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甚至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时，亚洲和中国都很娴熟地用“干涉国家主权”来回敬对方，而在亚洲各国国内，把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对立起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从理论上讲，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一体化通常由六个阶段组成的每一阶段，即:优惠贸易协定(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同盟(EU)、政治经济同盟(PEU)，都似乎有让人感觉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一道鸿沟的嫌疑。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亚洲拥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最丰富的资源，也拥有世界最为多元的文化，亚洲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热爱，都或多或少国家主权挂上了钩。与此同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以来，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形成的领土遗留问题，却使这个大陆充满了争端和冲突。内部的不团结，经济和文化的弱势，也使得亚洲频频遭受外来势力的侵袭。各亚洲国家间的差别非常大，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参差不齐。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更大，抛开所谓“大中华文化圈”，还有东南亚、南亚次大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间的差异，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诸多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歧乃至矛盾。在经济上，亚洲虽然是世界上成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但一直未摆脱对以欧洲、美国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亚洲各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量，远低于亚洲与欧美之间。亚洲内部，矛盾和问题重重。

仅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一时间，大概不会和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达成“经济一体化”协议的。这一点和美国极为相似。“亚盟”目标的实现比起“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来，难度要大得多。而离开经济一体化这个基础，“亚盟”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

不过，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特别是自1998金融风暴到2008金融风暴，从2003年SARS到这次甲型H1N1以来，非战争的超出国界“人祸天灾”的破坏力，不仅警醒着世界，也警醒着亚洲，在经济、社会、卫生等各个领域中再也不能缺乏一种普遍合作的精神和国际机制、区域机制。于是，一股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潮流已在亚洲清晰可见。学界指出，虽然这些合作距亚洲一体化及亚洲联盟还相距甚远，但这是实现更远大目标的必由之路。

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2002年就提出，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自由贸易区分“五步走”的构想，即：第一步，中国积极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二步，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第四步，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步，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他还认为，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五个步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时进行，其最终实现大体需要十至十五年的时间。如今，我们从近年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1”、“10+2”、“10+3”的合作机制一步步形成常态的趋势看，这一构想正在艰难而部分地成为现实。

而且，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各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政治、政党合作方面，反而似乎来得更简单易行。2004年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得到来自亚洲46个亚洲国家中的35个国家，81个政党的赞同,亚洲合作机制由此从市场行为转向政党行为、政府行为,“亚盟”是方向,不是口号。似乎真的使世人看到了从“东盟”走向“亚盟”的曙光。于是，有人提出“亚洲联盟之路”，应当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起步,走“东南亚联盟”到“东西亚洲联盟”，再到“亚洲联盟”和“泛亚洲联盟”的渐进之路。同时，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可以主动表示欢迎美国参加到促进东亚共同体和“亚盟”的建立中来。

所以，亚盟之路尚远，但各国还得积极准备，亚洲人决不缺乏合作的智慧，决不缺乏变化的智慧，决不缺乏共济、共栖而共生的智慧。

推进“东亚一体化”，解决中国的“台海问题”

我个人也对“亚洲联盟”抱积极乐观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不但认为，中国应当更加主动地推动“亚洲联盟”进程，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一体化”，而且，我心中还存着一个愿望，这就是通过推进“东亚一体化”，解决中国的“台海问题”。

2008年5月以来，在海峡两岸积极推动下，“台海关系”或“台湾问题”问题的解决，取得了诸多积极进展。但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上的敌有对关系多年来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结果，没有从法律机制上，即解决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我想，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最好能有双方共同信赖的第三方充当调解人，比如联合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欧盟、非盟、阿盟），可能就是充当调解人最佳角色。因为，只有联合国才可能做到不带利益交易的善意协调。

但这样一来，首先要大陆一改过去30年的政治立场，即从坚决反对到主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双方签订军事和平协定）。其实，这在国际上也不泛先例，一是前苏联在联合国就有四个席位（苏联、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二是以前的西德和东德都分别是联合国成员，三是欧盟这个国家集团（所有成员都是联合国成员）），四是联合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派遣出席第一届联大代表时也包括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一说中共代表）董必武。从这些先例来看，国家的分裂或统一，政治的分体化或一体化，与是不是联合国成员，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而时悲时喜。

海峡两岸的政治集团，都应当以造福两岸人民为念，以两岸和合共生为怀，向欧盟寻求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的智慧，向联合国而不是向美国或俄罗斯或日本寻求现实的政治帮助，向亚洲国家谋求促成“亚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并说服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等国，参照欧盟把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市的经验，把未来亚盟的首都设在台北市，从而创造条件在国际化和去地区化的背景下，使台湾问题得以自然而然的平和解决。众所周知，比利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国家，它大部分地区属于法国，一小部分属于荷兰的一部分。欧洲人有好战的一面，但同时在解决内部纠纷方面，也显得富有智慧而有容乃大。这是欧盟得以成为现实的先决条件。如果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乃至“亚盟”的同时，通过劝说东亚及亚洲各国把“亚盟总部”设在台北市，这样做，也真正显现出大中华儿女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

如果在成立“东亚共同体”，乃至“亚盟”或“在亚盟建都设在台北市的问题”上，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的工作一时不好做通，那怕考虑将业已成形的“上海合作组织”功能的扩大，也是值得的。

特别是大陆方面，如果能够用这种主动积极的策略来处理台海关系，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首先在处理自身与其他联合国成员的关系上，也相应主动积极得多，比如，大陆方面再也不需要对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岛国）因为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而“表示赞赏”（感谢）了。说来这是件近乎滑稽的事情。只要我们承认统一必须“尊重两岸人民的意愿”这样的政治前提，承认如今不再是少数政治人物或者哪几个政党私下交易作出决定后把某个结果交给人民被动接受的时代，那么，我想大陆“从坚决反对到主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一政治立场的改变，一定会大大促进两岸人民彼此的全方位了解和交往，加上联合国的善意协调，最后形成一个两岸人民都能共同接受的政治走向。我想，这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关于台海关系走向的一条最好的政治路线图，即：“大中华两国一制，到大中华一国一制”。

如果台海敌对关系结束了，我们堂堂一个大国政府，都六十华诞了，哪还需要人家承认不承认啊？！而对台湾来说，由于国际空间的重新展开，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发展上，也势必获得大大降低成本的利好结果，从而增加对大陆的好感和信任。中国政府如果这样做了，一定会在海峡两岸人民心中得分，在世界人民心中得分。所以，即使从台海统一的角度看，中国也应当积极推动亚盟之路向前延展，再延展！

钱宏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共生价值院长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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