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调人（中）

作者：吴晓波

发布日期：2008-05-19

1924年，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该会在当时中国商业界实力最强、会员最多、影响最大，举国上百家商会唯其马首是瞻。虞洽卿登顶，俨然已是全国性的商业领袖。

就在他当选会长的10多天后，9月3日，上海爆发军阀大战。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开打，孙传芳出兵挺齐，卢、何弃军出走，行政体系全数瘫痪，几万残兵败将流窜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打家劫舍，商民惊惶，局势一时动荡。甫为商首的虞洽卿临危行令，他以总商会会长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体商民向直系、皖系军阀分别发出函电，敦请他们停止进攻、切入闯入租界作乱。同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用以接济那些乱军的军需给养，市民生怕战火烧身，积极响应，数日募得一百多万元，那些愿意离队回乡的游兵都领到了遣散的盘缠，兵祸为之稍解。

由于战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陆运输频频受阻，市区粮食即告紧缺，可怕的饥荒眼见将至。那几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红肿，口舌生疮，他得知有一大批经上海转口外销的大米正滞留上海，他当即领人将这批大米全数扣压，并迅速分发到各个米店。他又召集米界老板们开会，称“哪位敢在这时哄抬米价，可不要说我虞某不够朋友，勿谓言之不预，切记，切记”，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祸、米荒化解后，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军事区的新倡议，宣称“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基此，他明确而大胆地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这三主张都可谓胆大包天，所谓 “废使”，是指当时有两个军事机构常设上海，一为护军使，一为镇守使，其势同水火，为兵祸之源，虞洽卿提出“废使”，便如同要一并砸掉两个军阀的 “金饭碗”，“撤兵”和“移厂”则是要求所有军队和兵工厂都撤出上海，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地区。虞议一出，响应之声四起，他还一本正经地给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电，敦请 “均座俯顺民意”。

就当虞洽卿在行政、商务各项都踌躇满志之际，很快，一件惊天大事件被引爆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学生在租界的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半个月前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爆发时，虞洽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沪，随即召开总商会的对策会。前一日，总商会已被1万多人包围示威，各会董噤若寒蝉。惟虞洽卿看上去很是处之泰然，过去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各种风波中滚打斡旋，此次不过是又一处险滩而已。他定下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缩小事态，平息风波”，并向同僚承诺，“凭我在上海滩的脸面，将尽力劝导各商号早日开市。”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街说劝。往南京路上一站，迎面冲来一队接一队激昂悲愤地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口号的抗议者。他看到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正指挥着一群人学唱歌曲，他们唱道，“工友和农友，并肩向前走，打倒土豪资本家，打倒列强和走狗”，不远处的另一群人则在唱，“富人坐在家中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富人哈哈笑，农工个个哭，不分东西和南北，我们要当家，我们要做主。”突然，虞洽卿有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力感。在一个商号前，虞洽卿被一群店员和学生围住，当他自报名号后，不但没有平息愤怒，而是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帝国主义的走狗”、“万恶的大资本家”、“作威作福的阔佬”，一顶接一顶的“帽子”压得他喘息不得，在部属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才脱身，长衫在推搡中被撕破。当夜，虞宅再次被炸弹袭击，后门的一角和一段院墙被轰然震塌。

惊魂甫定，虞洽卿环视局势，终于发觉这一次的事态衍变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经验值”，一股庞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 “切割”着各个阶层，他的那些“短档朋友”现在已经完全站到了对立面，这种对立，事涉“阶级”分野，而与“交情”无关。这似乎已经不是用过去 “淘糨糊”的方式能够拂平的。更让他感到惊心的是，这种残酷的、不由分说的阶级切割还拥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惨案”后的数日内，几份由左翼文人和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纷纷创办，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办起《公理日报》，上海学联则创办《血潮日刊》，这些报刊对事态的进一步激化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身处暴风眼的虞洽卿此时已是尴尬无比，他当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阶层在这次社会大风暴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反动化。就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17条之后，总商会迅速组建“五卅事件委员会”，提出13条，其中删掉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6月11日晚，虞邀李立三到总商会对话洽商，李表示无法接受条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会”为由愤然退出。

在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调人”的角色，不过，他显然已经有些力所不逮了。在这场空前的、充满了血腥的民众怒潮中，商会与工会的分歧与斗争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下，中国的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突然形成了对立局面，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这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商人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一道阶级裂痕赫然生成。

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先是在惠州西湖一带大败北洋军阀吴佩孚，继而于10月击溃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12月，北伐大军抵达南昌，设总司令行辕，箭锋汹汹直指上海。而北伐军总司令就是6年前靠虞接济、曾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蒋介石。

新年春节刚过，虞洽卿便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小老乡。此时的上海局势一派混沌。煌煌不可终日的孙传芳军仍盘踞市区，市井已是惊恐萧条。

这时候，摆在虞洽卿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他还提议由自由派人士丁文江出任总协调人，然而，虞洽卿对此议没有兴趣，他已经对旧式军阀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对此，虞也没有信心，在一年多前的五卅事件中，他与总工会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已南辕北辙。作为上海商业的既得利益阶层，虞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自1924年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后，这一直是他坚定不渝的理想，它也得到了很多上海商人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认可。于是，就在北伐军大兵压境之际，虞洽卿天真地期望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帮助实现这个目标。

虞与蒋在南昌相晤甚欢。没有确凿的史料显示，他们具体达成了怎样的默契，不过，日后事态的演变可对此进行清晰的推测。

虞回沪后，先是以“调人”身份函告英法租界当局，“已承双方（指北伐军和上海总工会）切实声明，对于上海治安完全负责，竭力维持，并保证无轨外行动之虞。深望贵当局在此世局纷扰之际，处之镇静，协力合作。”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宣布总罢工，转而进行武装起义，遭到孙传芳部队的弹压。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暴动工人分别向警署、兵营发动猛攻，经过30小时激战，终于占领上海。在两次暴动过程中，虞一直作冷冷壁上观。23日，暴动者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19人成为临时政府委员，虞名列其中。对此任命，他不置是否。

3月26日，蒋介石以高傲的胜利者姿态骑马进城，一周后的美国《时代》周刊将他选为封面人物，称之为“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这是蒋第一次受到这个待遇。当晚，虞即赶到枫林桥公署拜见蒋。其后数日，他接连安排上海各界行业公会的大商人与蒋一一晤面，他向诸人凿凿宣告，“蒋对本会宗旨极为赞同，表示他本人亦抱维持资本家之主张。”众商人承诺向蒋认捐500万元，“用于维持上海安定”。

3月31日，虞向上海各报投递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所举我蒋总司令烛照阴谋，立施乾断，妖雾既消，澄清可待。”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蔡元培提议 “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吴稚晖发表“弹劾”共产党文告。至此，国民党开始“清党”。4月9日，蒋介石成立上海戒严司令部，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4月11日深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张啸林诱杀于杜宅。第二天凌晨，杜、张门徒臂缠白布黑字“工”徽章，向工人纠察队驻地攻击，国民党部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武器枪支1700余条，死伤300余人，是为震惊天下的“四·一二”事件。当日，虞洽卿以及陈光甫、钮永新等4个名列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的知名商人宣布辞职，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

“四·一二”事变后，虞持续筹款资助蒋介石，仅4月底前就分三笔达1600万元，5月通过发行 “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方式送上3000万元，10月再送2400万元，1928年1月，又送1600万元，蒋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很显见，在这次影响了现代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中，虞洽卿在金援、拉拢商界以及慰抚租界当局等方面，为蒋介石政权出了大力。

这位上海滩上——也是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最著名的“调人”和“和事佬”，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黯然的讽刺。他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剧的开幕。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观察家论坛成员 wxb680909@yahoo.com.cn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上海调人 （中）

上海调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