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谋士
“国家反恐中心”的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一处平淡无奇的办公园区，那里有一个名为 “战略分析组”的部门。这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就是思考有关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些“元问题”：这一威胁的性质如何？威胁正在加剧还是减轻？美国可以如何行动，以扭转其变化轨迹？
最近我与该部门的三位官员坐在一起小谈，其中一位对我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全面考虑潜在的大灾难。”他们的一些说法使人觉得危险丛生，心惊胆战，但另一些话题则稍稍令人宽慰。但我最强烈的印象是，这些情报官员在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而不是大谈什么“反恐战争”，或不假思索地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而在9·11事件之后，那种情绪化的思维有时主导了国家政策。
这些国家反恐中心的官员强调，他们的工作是为决策者提供直截了当的分析，而不是亲自制定政策。但从他们的言谈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内部已对反恐战略的基本点做了广泛的检讨。其效果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习见已遭到挑战。
让我们从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谈起。虽然基地组织带来的危险仍是情报分析人员的关注重点，但他们也在深入思考，如果近期的趋势继续下去，即基地组织在其所处的世界更不得人心，将会发生什么后果。瓦解基地组织的中枢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一位分析员警告说，决策者不可“想当然地认定，不会有更可怕的怪物从基地组织的废墟中涌现”。
基地组织的一贯特点是指挥与控制相当严格，在决策时通盘考虑，并关心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与认可。如果这一核心精神被打破，就可能出现一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每个恐怖分子都将单独行动。
“基地组织消失后，其意识形态会继续存在，但也许到那时，会出现一些比基地成员的素质还低的人”，一位分析员说。他比较了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当激进的宗教团体与真正的教士失去联系后，一种尤为狠恶的恐怖主义就孳生了出来。
分析员探讨了一些“噩梦”。如果一方的愤怒不息，而又没有一个居中调控的组织加以约束，就会发生这些“噩梦”。
“我觉得构成世界末日的情形，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就是个人化的恐怖活动了，”一位分析员说，“人人自行其事。任何人都会拿一把刀插入别人的后背。”与此相关的一个担忧是决策权的下移。基地组织会根据一定的经济或象征性考虑来确定袭击目标。但一位分析员说，随着美国的反恐行动让基地组织四分五裂，“决策权就会向下层转移。”
分析员们提到了2002年10月华盛顿地区枪击事件造成的恐慌，当时约翰·艾伦·穆罕默德（JohnAllenMuhammad）与李·博伊德·马尔沃（LeeBoydMalvo）的随机开枪使该地区人心惶惶，几乎陷入瘫痪。这说明个人化的恐怖活动能带来多大危害。
分析员们还谈到一些积极的情况。在世界各地，许多穆斯林正在厌弃基地组织，原因之一就是，基地组织的残忍手段及其杀害穆斯林的骇人行为让人憎恶。“萨拉菲派”是个十分守旧的派别，本·拉登最早的手下就是来自那里，但就算在这一派里，厌弃情绪也很明显。一些分析员说，“‘萨拉菲派’已经变得很务实了”。对于与西方执法机构合作打击恐怖组织的做法，已有一些酋长表示祝福。
这些反恐谋士们也在研究如何应对某些宗教团体的极端化。他们认为，简单的方法就是与其紧密接触。一位分析员说，“与他们对话说明你看重他们。”他指出，使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等过度激烈的言辞，很容易引起反感。“如果你想参加对话，最好用不会惹恼他们的语言。”
“国家反恐中心”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基地组织正在招募、培训一些另类的恐怖分子。从外表上和言谈上看不出他们是极端分子，所以他们不需特殊签证，就能拿着欧洲护照轻松进入美国。该部门主任说，“在这件事上我们花费的时间最多”。在结束谈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确是将好钢用到了刀刃上。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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