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不到半年的时间，两场巨大的灾难，夺去了数以万计同胞的生命。但不管怎样，灾难来临了，就只能承受，只能自救。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如果能将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努力化为社会的进步，并且保留和积累起来，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之幸。
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国《世界报》评论道，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进行报道，观察者看到的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媒体和记者，他们可以亲往现场进行报道，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满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牺牲者以及沮丧的士兵，他们因为山体滑坡而无法挺进灾难的核心，因此眼中充满了绝望，但全中国人民都时刻准备着为灾区的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开了死伤者人数。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坦诚、沉着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这次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足3个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没有隐瞒死难者人数，坦诚公开了所有相关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做法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中国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在发生大型灾难时不应一味遮掩，只有如实公开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对于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的肯定，来自多方面的比较。与缅甸的飓风灾害相比，中国的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因此，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并不缺乏进步，特别是在某些灾难和悲情的氛围中，这种进步往往更是明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让我们带着 “病毒”生存》。文中写道， “这两天，北京的疫情似乎已经渐趋平稳，更乐观一点说，也许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人数已经降到了每天20例以下。恐慌的情绪在渐渐消散，大街上复又是车水马龙的景观，人们的生活在逐步恢复常态。……不管疫情是否会有反复，人们都不可能永远生活在 ‘非典’的非典型生活状态中。面对着大街上复如昔日的热闹与繁忙，面对复如昔日的常态社会生活，谁能够保证说，上述人们所分析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下去？谁能够说，一颗在非典型时期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在典型时期生根发芽？灾难可以给人们以教训，并且会由于灾难的创伤而使得这种教训更为深刻，但教训是否会长存在社会的记忆里，不是必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许多方面不幸言中。
尽管悲伤还没有远去，但隐隐的不安却已在萌生。正如最近网上一帖子说，某媒体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僵硬的面孔上开始泛出人性的光辉，有时并非字正腔圆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加饱满的信息。但当我们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因此，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这次对灾难积极而有效的反应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对灾难快速的反应，集中力量救灾的能力，信息的公开，还有对外界相对的开放性，都为人们包括挑剔的国外舆论所肯定。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即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仅仅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可以看到，舆论强烈呼吁开放外国援助人员，两天后果然外国救援人员被允许进入；舆论指责银行收取捐款手续费，两天后银监会即要求各银行免收捐款手续费；灾情发生几天之后，国务院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国家哀悼日，举国哀悼地震遇难同胞，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而降。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一种措施，还是一种制度？许多社会进步最初体现的形式当然都是措施或举措，但举措或措施只有固化为制度才能恒久。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产生的进步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体现出来的力量还是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与缺陷，都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性有关。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并且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与我们的制度甚至权力模式有关的。就此而言，有官员说中国救灾机制是国际一流，应当说，也是事实。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往往自叹不如的地方。但必须看到，这个能力的形成是与我们的体制特点有关的，即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权力模式在形成瞬间迅速有效反应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很明显：第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过于呆板和僵硬。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 “命令－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似乎都缺少些行动的自主性。
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也开始看到民间力量更加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行动。如有的企业已经不是满足于尽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灾甚至重建过程中发挥企业作用，为此，有的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赴灾区进行调查和商谈，以了解灾区的需求，制订更有效的长期计划；有的NGO组织也在讨论如何使得救灾活动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此而探寻新的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积累的，还有一种社会心态和国民精神，尽管这种积累需要的不是制度形式。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评论中，有两个人说了两句经典性的话：一句是评论员笑蜀说的，让我们以整个人类名义来面对灾难；另一句是一位叫做五岳散人的网友说的，天灾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笑蜀说，面对大自然的宣战，无分国界，无分民族，无分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纷争都应中止，为绝境中的生命让路；巨大的灾难把全世界跟中国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更需要团结，跟整个人类团结。五岳散人则抨击了那种习惯于制造敌人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天灾面前也在不断刻意地制造敌人，他们制造对立面，甚至不惜造谣生事。其实，不需要敌人，更不刻意地制造敌人，也许不仅仅在灾难的非常时期是如此，在平时就更是需要。灾难使人们体会到同类的善意，体会到人心的相通。而这种体会更需要保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在于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