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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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种倒霉的时刻。然而，许多事情不是以我们自身意志为转移的。范美忠肯定不想遇上大地震，没有大地震他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范美忠是一个“灾民”的看法，他经历了人性的灾难：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他遭遇了惊魂落魄，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包括自己的人性。这种情况在震区肯定不在少数。在接受《竞报》采访时，范美忠还讲了一个事情：震区有一所小学（他称不便说这个学校的名字），学校在几秒中倒塌，“学生全部死了，而教师只死了一个，有一个教师只抢救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他的女儿”。我们不能仅仅从谴责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没有救出学生的老师们，这肯定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意愿。首先是当时情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他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而没有救出学生这件事情，使得他们在经历了地震的种种破坏之时，也经历了对于自己人性的破坏和遭受伤害。显然，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经历了这种人性灾难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那些冒险救人，尤其是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我们永远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我们民族品格中的“盐”；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能够表现得更好的人们，也要予以理解，他们毕竟是经历了灾难的人们，的确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有关训练，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经验。而经历过这次以后，人们会从中汲取更多的教训。

这种由特殊的外部情境引起的人性灾难，还包括比如文革当中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乃至长幼之间互相揭发，有些人出于无知，也肯定有人出于不得已。同样，人们也尽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性表现，但无论如何，那些由具体人做下的不良性质的事情，对于别人和自身终究是一场恶梦。我翻译过的那本小书《布拉格精神》中，年少时随父母进集中营的捷克作家伊万·克利玛曾经写道，集中营里囚徒的道德也成了问题，比如分配面食和分配煤块的囚犯，都设法给自己或亲友多留一些。极端恶劣环境对于人们的损害，除了那些可见的方面，也包括对于他们内在人性和道德方面的损害、伤害、剥夺和践踏。

需要个人自己来面对和承担

在接受了这个“低八度”的前提之后，下面的问题是——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怎么办？事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能够对这种事情的同情和理解上面。这就是许多网友在表示理解之后，仍然反对范美忠那样一种言说的原因，个中的道理仍需进一步厘清。

遭遇人性灾难的人们，在那个特殊的瞬间，是十分慌乱也是十分孤独的。他们的人性在顷刻所面临的残酷和撕裂程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纵是愿意去体验理解，也只能触及不足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既然个中深切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无法替代，那么，当重锤砸向自己的脚面之后，能够处理瞬间重力造成的残局，从而整顿和恢复自己人性的秩序，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别人同样无法替代。

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它更像是一桩个人事务，别人不太好从旁指指点点，更不适宜站在某个 “不湿鞋”的高度指手画脚。解决如此内在的难题（它毕竟不是直接和故意造成对于别人的伤害），也并非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比如当众检讨、道歉、忏悔等。弄得不好，这些仪式并不能增添周围世界所有人的道德高度，反而降低了它。我们不妨设想自己也曾经有过的种种人性幽暗的时刻，那些想来令自己脸红的事情，并非几句道歉的话能够解决，而是需要放在自己的肚子里，消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那可能是一段沉默的时间，让自己的灵魂沉默中经受煎熬，在无语中接受自己的审视和评价，乃至最终能够说服自己，接受现状继而得到改善或升华。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那些在地震中逃跑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迄今不吱一声仅仅是一种回避和掩盖，他们不说话并不排除他们正以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自己人性遭遇的异常艰难的处境。在今天，以沉默相守昨日的伤痛，以沉默守望心灵的家园，以沉默来收复自己心灵的旧河山甚至得到升华，是一种非常合适的途径，是一种智慧所在。

我们尊重他们的沉默，正如尊重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上的失意和伤痛。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范美忠不说出那所老师全体逃跑的小学的名称，感到那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同时也会觉得，他讲述这个故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并非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方式。因为即使那么多人有着同样的所作所为，一个人也不能因此而减轻自己需要面对的人性难题，不能代替只有由自己来包扎自身人性的伤口，尤其是对于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来说。其实，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才正好合适——“个人是一个隘口”，“隘口”意味着只允许自己一人通过，即需要自己一人来面对和承担，任何别人插进来都无济于事。

需要尊重人们沉默的原因除了因为那是一桩个人事务，还因为在沉默的审视中所需要的良知不宜大声喧哗。良知是我们身上这样的东西，它位于我们人性的最里层，始终呵护我们却很少抛头露面，如同影子陪伴着我们却拒绝留下显著的行踪。即使在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情况下，它也不大声呵斥，激烈指责，而是始终为我们预留了一个心灵的单人空间，让我们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找自己商量解决，所谓“扪心自问”便是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显然范美忠犯了一个忌讳：将临阵逃脱那样人性幽暗的事情，处理成那样振振有辞；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将怯懦直接转变成勇敢，人性的弱点直接转而变成指责他人（伪善）的武器。他或许更需要一个自己处理问题的时间和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

在这方面，诗人米沃什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波兰的米沃什也曾经有过自己人性灾难的时刻，那是1951年，他于波兰驻巴黎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因为不能接受头脑禁锢的意识形态及其做法。或许作为一名作家，他有一些理由不能为新政权继续服务。而无论如何做下这件哪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也需要由他自己来面对和承受。紧接着他在巴黎流亡期间，宁愿生活无着，颠沛流离，也不愿意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他是惟一这么做的流亡人士。

而在此后的写作中，他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调，几乎是悄悄进行的，一再表达对于自己行为的深深悔恨和愧疚。我年轻的时候读米沃什的诗歌，居然没有读出有关任何内容来。直到2004年他去世再度读他的诗作，才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在其中闪闪烁烁：“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路过笛卡儿大街》，绿原译）“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雷杰，这并没治愈/我的罪过和羞耻。/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一种羞耻。”(《致雷杰·饶》，杜国清译）“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使命》，杜国清译）当他写下这些句子时，他其实没有什么外在压力，西方世界很快接受了他，在他的祖国波兰，他的诗集作为禁书广为流传，在新生力量的大门门楣上，贴着他的诗句。

当事件过去之后，重新回顾叙述，也是一种疗伤的途径。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推荐过讲故事的办法。因为当人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会造成一些无法扭转、不可挽回的效果，行动者因此而陷入悔恨，某种悔恨甚至可能令他丧失行动意志，无法继续前行。在现实已经无法还原的情况下，运用一种调整过的视野，结合某种伦理立场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通过讲述来完成承载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及过失，包括给出一个表达悔恨的空间，那样会产生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洗涤”的作用。这种讲述决非仅仅给自己提供辩护，而是“反思”，是重新整合和整顿自己，是偿还和自我救赎，从中甚至“可以期待听到在‘审判日’听到的最后之言”（《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著）。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时间！我们心灵的空间，离不开时间的馈赠。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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