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回报纳税人

一些所谓的天才们已经把全美领头的几家金融机构带进了泥坑，而我们这些纳税人在出钱挽救他们的时候，会得到什么酬劳呢？美国财政部目前正在给予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公司一系列的贷款，据报道称，这笔贷款总额有3000亿美元，但我们这些纳税人会有什么回报？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微乎其微”——也许仅有的回报是，因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危机而稍感宽慰。我们再度暂时性地躲过了一场全盘崩溃，对此我很高兴。但这些注资相当于“无证明”贷款，那些借款人的意思说白了不过是：“马上借几十亿美元给我，要不我就把国际金融体系翻个底朝天。”

我希望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能谈出个好点的价码，以免几个月后纳税人再次掏腰包，又去挽救另一家由某个挥霍无度的金融家拥有的集团。也许国会在批准给予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贷款之前，可以问他们刁钻些的问题。

这场慢节奏的金融崩溃也许将会上演下一幕。前通货监理官路德维希（Eugene Ludwig）说，我们“可能只走完了那长长坑道的30％到40％”。

接下来出场的会是银行。让我们看看数字就明白了：到上周一为止，瓦乔维亚（Wachovia）的股价比一年前下跌了81％，花旗和太阳信托（SunTrust）的股价跌幅分别为71％和69％。全美最大的储蓄贷款机构 Washingt on Mutual狂跌了92％。

假如这些病病殃殃的银行走向倒闭，它们会不会像贝尔斯登公司那样（今年3月，该公司面临流动性短缺危机，美联储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公司向其提供应急资金。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译者注），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获得免费资助呢？它们会不会像房利美和房地美那样获得债务担保和注资承诺呢？令人懊恼的回答是，也许只有那些大到足以制造破坏的金融机构才会得到援救，而没有那么大、其崩溃效应也因而相对悄无声息的公司，则得不到任何帮助。

今年，美国当局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架构，但那只不过是个应急性的框架而已，它要等到每次发生迫在眉睫的灾祸时，才会增添新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灾难催生了一个监管框架，那套框架帮助美国维持了50年的繁荣。而这一次，我们有五花八门的“消防队”——一旦有火苗冒出，财政部和美联储就会扛着水管向金融市场喷洒流动资金。其结果是，把整个金融体系都弄得湿乎乎的了。

所以，在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先来想想，当美国政府以纳税人的名义做出承诺时，它应该遵循哪些准则：

首先，这样的“公司社会主义”行为（连《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都用这样的称呼了）应当促进公正、透明与市场稳定。在那个今年以来不断溃裂的体系之下，让雇员和股东得到好处，而纳税人却付出代价。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其次，国会已在呼吁加强管制了，但如果对管制没有良好的筹划，只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愈发严重。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其特定的监管机构，即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几年来，该办公室做了许多审计和研究工作，却未能发现房利美和房地美财务报表里有那么多的风险，而且当该办公室找到真正的问题时，又往往被国会驳回。安然丑闻之后，实行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改革带来了繁重的文书工作，对于这场危机的化解却毫无预防效果。

我很赞赏路德维希的提议，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于清算信托公司（RTC）的机构。RTC是1989年为监管挽救储蓄贷款机构的事务而成立的。它把那些麻烦缠身的资产统统购买下来，然后搭建一个平台，以足以吸引新买家的价格转售出去，从而使市场得以出清。正如路德维希所说的，与财政部和美联储一直以来执行的特殊处理政策相比，类似RTC的机制目前也许是更好的做法。

就最终目的而言，最好的改革，应该是让金融经理人为他们的行为承担更大的风险责任。如果规定出借方必须持有很大比例的由其发行的B级住房抵押债券，那么，它只借钱给有偿还能力者的可能性就会变大。提高对出借方的资本要求和对借款人的保证金要求，就会降低疯狂的杠杆交易的发生几率——正是这种疯狂的交易，使得本次危机演化得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最后的出借方还是会花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应该得到公道的回报。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就像金融大师沃伦·巴菲特喜欢说的那样：“所谓‘神志不清’的含义，就是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事，却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王妙玲/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