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的懊恼

上周四下午坐在财政部办公室里的保尔森穿着长袖衬衫，领带松系，双脚搭在咖啡桌上。他办公桌后方的电视屏幕上荧光闪烁，彭博频道正在播放着动荡的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行情，但保尔森并未改变风格，转而关注短期的事态。他仍在谈论长期的结构改革，并希望这些改革能促进稳定。

让保尔森懊恼是，早在两年前出任财政部长时，他就看到了阴云四合、风暴将至的前景。他回忆到，在与布什总统最早的几次会谈中，有一次他建议说：“指望良好形势再持续两年半，不出现另一段艰难时期，那将是不大可能的。”他还警告说，衍生产品的使用日益增多，而这些金融工具十分复杂，甚至会让其交易商感到迷惑，这对市场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风险。他提醒总统说，“深藏在体系中的杠杆交易之多，超过了监管者认识到的水平。”而这可能导致债务积累到危险的高度。

他还说，他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感到忧心。由于政府暗示为其债务做担保——不过从未有人试过能否得到这样的担保——这两家抵押贷款业巨头向来获利丰厚。“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看出这里边有问题，”保尔森说，“坦率地说，帐篷里容不下大象。那两家公司太大了，从而构成了一种危及整体的风险。”

嗅到危机将至的气味是一回事，动员联邦政府予以防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些缓缓加重的金融病变，则是华府最不善于应对的问题。

布什政府支持保尔森在2007年6月的决定，即实施一套细致的方案，以绘制一副新的“监管改革蓝图”。该方案建议，塑造更为高效的监管体制，并赋予美联储一种新角色，即总体上的“市场稳定监管员”——保尔森将这一角色比作橄榄球比赛中的“游位”（译注：橄榄球比赛中的防守队员，负责本队最后防线，一般在后场巡游，遇到危险时迅速出击）。

但当保尔森的蓝图在2008年3月完成时，贝尔斯登危机爆发（译注：指原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在当时崩盘的事件）。保尔森当年在理论上思索的问题，这时在现实中爆炸了。他说，三个因素使这场危机不同于以往：体系中衍生产品等金融产品的复杂性；贷方与借方财务报表中深藏的杠杆交易的金额；房价畸形上涨导致房地产业向正常状态回复——这一过程还在持续。

几个月以来，保尔森的工作一直是危机处理。他表示，他努力遵循的准则，就是当年在高盛做首席执行官时的准则：“出现问题时不要落荒而逃，而要迎难直上。”当然他已坚持不懈地在这样做了。

与保尔森同为危机处理员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二人都遭到了批评，即他们的政策过于侧重细枝末节，过快地向患病的金融巨头提供资金，对于整体的金融构架则关注过少。保守派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看作代表自由派威势与尊荣的堡垒，因而主张直接将两家公司收归国有，而不是继续向其提供一系列贷款，甚或是注入来自纳税人的资金。

保尔森回应说，那些批评者处在风暴中心之外，因而不会理解，若把房利美和房地美总计5万亿美元的抵押债务放在联邦账册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华盛顿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士都已怀疑，假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使美国国债翻一番，美国短期国库券是否还能保住其“3A”的评级。

保尔森担忧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机制来化解缠绕金融机构、又不由银行监管部门代为承担的重重债务。例如，假设当初任由贝尔斯登公司崩溃，破产法官会如何处理衍生产品合同项下的数十亿美元，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又会如何评估他们的潜在损失呢？

保尔森说，如果国会不想让挽救贝尔斯登的事例重演，就“需要有个缓缓行动、逐步化解的机构”，以使濒危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的债务能得到谨慎的清理——就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厘清濒危银行的财务状况一样（译注：FDIC是一家为存款提供保险、从而防范银行破产风险的美国公司，在1933年“大萧条”期间为应对银行挤兑风潮而成立）。

保尔森说，美国应当解决监管方面的重大体制性问题，但当前形势吃紧，不适合做这个工作。“目前我们应该强调稳定。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王妙玲/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